|【探秘中华文明】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折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二 ) |中华文明|绿松石|青铜

腕饰：微弧可系的造型证明其功能很可能是腕饰（黄翠梅、徐汝聪），而更早的绿松石腕饰传统则见于宗日遗址、陶寺遗址。
铜铃：三件绿松石铜牌饰都伴出有铜铃，而更早的铜铃（红铜）则见于陶寺遗址。陶寺铜铃的社会意义和技术传统都在二里头文化得以延续（宫本一夫）。
上面简述了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多元”来源，当二里头文化将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造型固定后，天水、三星堆发现的铜牌饰都受到了二里头铜牌饰的影响，另外，内蒙古的大甸子遗址虽然没有发现铜牌饰，但陶器上的神面纹则也能看到二里头铜牌饰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神面纹方面“一体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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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所见文化互动示意图
（仅为可能的互动关系，箭头不表示传播路线）韩鼎供图
历时性来看，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集中体现了龙山时代以来的文化互动，青铜铸造技术、绿松石片切割粘嵌技术、戴于腕部的功能、金玉共振的审美、龙山神面纹的传承、与祭祀的关系等体现了“多源”的来源，反映了二里头文化“海纳百川”的特征，这是“多元” 。
共时性来看，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与天水、三星堆铜牌饰，以及大甸子神面纹的共通性，反映了二里头文化的“强势辐射” ，这是“一体” 。同时，这种“一体”性在商代的饕餮纹上得以延续、强化与扩张。
至此，我们看到宏观的文化互动在具体器物上的表现。器以载道，器物层面“多元一体”的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区域器物使用者对中华文化认同的逐步形成。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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