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中华文明】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折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中华文明|绿松石|青铜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是文化互动的结果。互动可以发生在同一考古学文化内部（如同文化的不同类型间），也会发生在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之间（如“区系类型”理论所强调的区域文化间的碰撞和融合），还可以发生在中华文明和外来文明之间（如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正是这种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文化互动， “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兼容革新能力，成为了其长期生长的起点，从中孕育出的共同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础。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会” 。
探源工程的工作表明“（多元格局的区域文化）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探源工程将二里头文化视为“文明核心”是恰如其分的：
时间上，二里头文化继承了龙山时代诸多区域文化的优势因素，开启了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并形成“广域王权国家”——“最早的中国”（许宏）。
考古材料上，二里头遗址作为最早有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不仅发现了最早的宫城、王城、城市干道网，出土了近战兵器群、青铜礼器群等，还表现出“海纳百川”（包含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和“强势辐射”（在互动中，作为“核心文化”以输出为主）的特征，集中体现了我国早期文明从“多元”到“一体”过程中关键时期的核心地位。
在精神文化上，相比于各区域差异较大的日用陶器， “一体”更多地表现在礼器及其纹饰上，它反映了不同区域文化的精英阶层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体化趋势，他们在某些领域共享着较为一致的观念，体现了跨区域的文化认同，甚至形成了“文化霸权”（艾兰）。
下面，笔者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为例，以小见大，浅谈其所体现的“多元一体”文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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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认识，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理解：
材质：青铜+绿松石片。工艺：铸铜+切片粘嵌。造型：四系微弧状。
功能：腕饰。伴出：铜铃。纹样：神面纹传统（介字冠+内卷纹）+兽面。
青铜铸造：目前一般认为我国青铜铸造技术源自西亚，通过“金属之路”（杨建华）传入，并掀起“东亚青铜潮”（许宏）。从根源上来讲，牌饰的青铜底托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互动的结果。
铜牌饰：西北地区的铜牌饰（未镶嵌绿松石）可能是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的重要来源（刘学堂、陈小三）。
用切割的绿松石片拼形：直接来源是二里头二期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再向前可追溯到山东龙山文化两城镇M33（王青）。
绿松石粘嵌：龙山时代西北、晋南、海岱文化区均有出现（陈国梁）。
铜玉组合：镶嵌绿松石铜牌饰这种“金镶玉”的模式，其实属于铜玉组合，而更早的“铜环璧”+玉璧的多件套臂钏组合在石峁、陶寺均有发现。
纹样：争论较大，学者曾提出龙、鹿、狗、狐狸、熊、鸱鸮、饕餮等观点，笔者则认为上部分纹饰源自龙山时代以来的神面纹传统（介字冠+内卷纹），下部分则为“剖展”的兽面（另文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