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主张与行动：胡适董事任上记( 六 ) |陈独秀|绩溪

无疑，胡适是新月书店的主要贡献者，也是较大受益者。据不完全统计，胡适在新月书店出版了《白话文学史（上卷）》《庐山游记》《淮南王书》《人权论集》《中国问题》等著作，数量虽在徐志摩、梁实秋等人之后，但功劳确实不小。而且，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庐山游记》等一版再版，有力提升了新月书店在业界的影响。胡适日后广为人知的自传《四十自述》中《我的母亲的订婚》《九年的家乡教育》《从拜神到无神》《在上海》《我怎样到外国去》等，也都是在《新月》月刊先行发表。尤其对胡适以及新月书店、《新月》月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胡适在《新月》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重要论文，以至于一时之间让自己处在了风口浪尖。 1933年9月，几经周折的新月书店遭遇被迫关门转让的命运。胡适与王云五商定，由商务印书馆出资弥补新月书店的亏空，新月书籍一律转交商务继续出版，所有存书无偿交给商务处理。至此，新月书店画上句号。而作为新月书店的灵魂人物，胡适也算做到了善始善终。
目前，学界关于新月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和深入。胡适与新月书店、《新月》月刊的关系，也零零碎碎有所揭示。不管怎样，在20世纪初期的出版界、文化界，新月书店、《新月》月刊都是有一席之地的。具体到胡适个人，他在新月书店出版的著作和在《新月》月刊发表的文章，多数是在主张人权、呼唤自由、争取法治、提倡民主。这部分文章，连同早期的《好政府主义》《假使我们做了今日的国务总理》等，以及后来的《论宪法初稿》《政治改革的大路》等，组成了他“政治理想”和“政治思想”的全部。胡适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的一生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他却是一个“政治热心家”（季羡林语）。正如胡适自己所言：“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 interest），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
1928年7月27日，蔡元培在国民政府会议上提议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7月30日，国民政府令准大学院改进中基会章程，取消原有中基会，任命胡适、孟禄等15人为董事。这就表明，胡适正式进入中基会董事行列。而中基会董事身份，可以说是胡适所有董事身份中最有分量的一个。
中基会是北洋政府负责保管、分配和监督使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于1924年9月成立。首届董事会由颜惠庆、张伯苓、贝克、贝纳德等15位中美文化教育界专家组成。胡适虽不是首届董事会成员，但在中基会成立前后，实际上已有一定程度的介入。只是1928年8月正式成为中基会董事后，他的相关运作也就更加名正言顺了。之后数年，胡适为中基会劳心劳力，算是劳苦功高。
改组中基会是胡适的第一个“大手笔” 。 1928年7月的中基会改组，虽然胡适当选董事，但对于原有董事颜惠庆、张伯苓、周诒春等人的被免，胡适表示不满。几经斡旋，胡适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一是自己提出辞职，建议由任鸿隽继任；二是根据辞职董事的任期，在辞职董事和新董事之间做一个搭配。 1929年1月4日，中基会第三次常会成功召开。董事的辞职和改选，完全按照胡适所拟的名单通过。会议还通过了胡适所提的章程修改案。胡适认为，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是“摆脱了政治的干预，重建了一个教育基金会之独立与自由的基本原则” 。显然，胡适的想法偏于乐观。因为中基会本身就是政治干预的产物，单是董事由政府委派，便不可能做到完全的“自由与独立” 。不过，日后的中基会大体上还是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因此，这次改组算是比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