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主张与行动：胡适董事任上记( 七 ) |陈独秀|绩溪

主持编译会是胡适的又一个“大手笔” 。胡适有着良好的英文底子和文学修养，知道外国作家的长处，自己也曾动手翻译过都德、哈特、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作品。中基会为“供应教育文化上之需要”将原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改组，定名编译委员会，这就为胡适一展身手提供了大好平台。胡适根据自己早年的翻译构想及编译委员会的章程，拟定了编译计划，详细规定了编译主旨、进行程序、选书、译者、审查、译费与审查费等内容。甚至，胡适还制定了《译书规约》，要求一律采用白话文及新式标点符号。在胡适等人的精心筹划与悉心付出下，编译委员会仿照美国教科书编译大中学校教材，组织翻译西方文学、历史以及哲学类名著，为近代中国出版事业、教育事业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到1939年底，编译委员会编译的书籍就已多达182种。
补助老北大是胡适的第三个“大手笔” 。 20世纪二十年代，北大在学术运动、思想革命等方面无疑居于领袖地位。但由于经费短缺、人才不足等原因，北大的学术发展呈现落伍趋势。尤其是在当时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数量激增、质量遽升的背景下，北大的学术地位已是岌岌可危。鉴于北大财政赤字严重、学科建设滞后、师资力量削弱等，蒋梦麟、傅斯年、任鸿隽等人都有心改变北大的困局。胡适知悉后，也是积极响应。经过多方协调，中基会与老北大进行了“亲密合作” ，设立了“合作研究特款” ，用于设立北大研究教授，扩充北大图书仪器及他种相关的设备，设立北大助学金及奖学金等。从1931年起，中基会每年拨款二十万给北大（1934年调整为十万，直到1937年），这实在是一笔雄厚的资金。到1935年，北大已然焕然一新， “本校自民国二十年（1931年）承贵会之协助设立合作研究特款，五年之中，不惟物质方面如图书，仪器，校舍及其他设备得以扩充，即精神方面若学风之改变，研究之养成，课程之提高以及教员之专任，莫不赖之得有显著之成绩。 ”蒋梦麟日后证实：“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和傅孟真，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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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1886-1964）
从1928年到1949年，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胡适占据中基会董事、秘书等要职、实职，深度参与了中基会的人事变更、政策制定、计划实施等重大事宜，并在不同程度上掌握着中基会的重要资源。这就注定了胡适要遭遇正反两方面的评价。
誉之者，说他是中基会的“灵魂”“功臣” 。在中基会这个“圈子” ，胡适扮演着“修理工”与“马前卒”的角色， “当在某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导致裂痕出现时，胡适就会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与个人私谊来悉心‘修理’破损的‘圈子’ 。当来自政府的压力与来自公众的误解威胁到‘圈子’及中基会的存在与正常运作时，作为‘马前卒’的胡适又会挺身而出，运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与个人影响力来尽力化解威胁。 ”不得不说，一个“四面奔走”的胡适，也是一个“八面玲珑”的胡适。
而毁之者，说他是中基会的“学阀”“霸王” 。中基会有着比较雄厚的财力，有着极其丰富的资源，胡适又自始至终处于核心位置，也就长期具有话语权、决定权。仅以中基会对北大的补助为例，中基会对外宣称：“合作办法之用意，在于指定一个有历史地位之大学，试办大学教育之根本救济。试办虽限于北大一校，其影响所及，必将提醒全国大学急起直追，与北大为学术上之竞争。 ”言之谆谆，听之藐藐。胡适与蒋梦麟的交谊，胡适与北大的关系，不是明摆着？就算他公事公办、不愧不怍，不也可能“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都知道胡适名满天下，谤亦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