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华｜陈铁民：与中华书局往来杂忆 |北大中文系|中华|金灿然|论文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1886—1941）这样讲到。
今年是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在110年历史上，无论早期以“开启民智”为宗旨的教科书出版，还是1958年以来的古籍整理和学术出版，以及新时代作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镇的作为，中华书局对国家社会进步贡献甚巨。 110年华诞之际，中华读书报设立专栏，以“我与中华”为题，分享中华书局的作者、员工与中华的缘分故事。
在北京的多家出版社中，我与中华书局的往来，算是最多最密切的。
记得1960年我在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当研究生，当年九月初我到文献专业报道后，因为研究生的学业尚未正式开始（1961年2月正式开始），就先在古典文献教研室参与《贾谊集》的整理工作。大约这年的九十月份，教研室收到中华书局的通知，说局里开办学术讲座，邀请教研室人员参加，于是我就从北大转了多次公交车，到书局迁京后的第一个地址——东总布胡同，听了两次讲座，一次是赵万里先生讲版本，一次是马宗霍先生讲经学，讲课地点就在书局办公楼前的院子里，条件颇简陋，只是在院子里支了一块小黑板，从办公室搬来一些椅子，大家就这样围坐在一起听讲。那时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刚创办不久，各方面的条件都差，由于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古籍整理人才，将来毕业生不少要到中华书局当编辑，所以书局从人力、物力上都对专业给予大力支持（如赠书建立专业的资料室，代请校外教师等）。那时候是书局与古典文献专业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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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旧址（1957年春—1961年秋）
大约也在1961年，中华书局负责人金灿然曾到北大来作调研，就住在朗润园专家招待所。了解古典文献专业的情况和需求，是金灿然这次调研的主要内容之一。调研期间，他曾与我们几位研究生见面、谈话。调研完毕，还写了一份厚厚的调研报告。文革期间，这份报告外泄，我还曾读过，报告中对每一位研究生的情况都有介绍，对本人还给予好评。这一切都说明，金灿然同志对人才培养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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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9月份，教研室为我们四个61年2月入学的研究生（孙钦善、何双生、武青山和我），开了一门《史记》的课程，每周一个下午，上一个学期，授课老师是中华书局的宋云彬，授课地点就在宋先生的家中。这时中华书局已迁到翠微路，宋先生的家就在书局旁边。那时一到上课这一天，中午学校食堂一开门，我们就得赶快进去吃饭，然后急急忙忙跑到公交车站等车，一路要转好几次车，才能抵达翠微路，上完课，还得立即赶回北大，否则吃不上晚饭，颇辛苦。那时宋先生正做《史记》点校本的整理与最后定稿工作，他授课的内容，就是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宋先生一口江浙普通话，不大好懂。授课过程中，宋先生曾布置过一次作业，要求各自选一篇《史记》人物传记译成现代汉语，对四人的译文，宋先生读后都不大满意，原因大概是我们都采用直译的方法，译笔不够流畅。课程快结束时，宋先生要求每人写一篇读书报告，作为这门课的成绩，我于是就《史记》的校勘问题写了几条读书札记，宋先生读后很满意，给了五分，并写评语说：这篇读书札记的质量很高，不过文言文写得不大熟练。这门课于是结束，总算没有白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