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论平等与秩序的冲突——对荀子与列维纳斯的一个比较( 三 ) |荀子·王制|李凯

三
荀子的上述思路本是十分清晰的，但吊诡的是，荀子既有依靠不平等来确保秩序的思想，又流露出“从道不从君”（《子道》）的平等意识。 “从道不从君”即顺从大道而不顺从君王，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天“道”下贯而为“礼”法，因此，从道抑或从君的问题实质是从礼抑或从君的问题。单从理论层面来看，荀子显然是使礼拥有了高于君的绝对权威，譬如他声称， “礼岂不至矣哉”（《礼论》），这就是把礼视为最崇高的准则，故而“志以礼安”（《子道》），意谓人的意志最终要靠礼法来安顿。在《荀子》一书中，礼与君二者的冲突与张力时常显现，而荀子则多是选择以礼限君。比如，荀子一方面以“百姓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强国》）的文辞烘托君王的无上权威，另一方面又指出，要成为这样的君王，君王须“礼乐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强国》），即需要遵行礼义法度。如果君王不遵行礼义法度，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比如，荀子在讲了“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之后，紧接着就指出了百姓对君王的“贵之如帝”不是无条件的，他说， “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它故焉，人主自取之也”（《富国》），这是在恐吓不遵礼义的君王，假如不肯履行自己的责任、义务，甚至有被杀的可能。综上所述，荀子在理论上总是强调礼高于君，他明确表示，臣民最终遵从的并不是君王的意志，而是礼，而且这个礼也是君王必须遵从的，这就是所谓“从道不从君” 。既然礼是人人都须遵从的，那么这种“从道不从君”的精神显然蕴涵着某种平等意识。然而，在实践层面上，荀子“从道不从君”的道德理想其实无法落实，原因在于荀子将君王设定为礼法的操控者，并使其拥有对礼法的绝对解释权。据《荀子》载， “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儒效》），这表明君王是礼的制订者，君王制订礼的目的是驾驭群臣、驱使百姓。礼之所以可以用于驾驭群臣、百姓，是由于“礼以明分” ，礼原本就是用来区别等级、名分的，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富国》），君王又是掌管等级、名分的枢纽。所以，礼终究要被君王所用，成为君王确保自身地位、压制臣民意志的工具。荀子又讲， “礼者，众人法而不知，圣人法而知之”（《法行》）。《荀子》语境下的“圣人”多指“圣王” ，荀子这里的话明示了“圣人”与“众人”之别，明示了“圣人”超越于“众人”之处：“圣人”在对礼的理解方面高出于“众人” 。既然礼为君王所用，君王对于礼又具有理解上的优越性，这就使众人在实践中并非以礼为法，而只能以君王为法。由此一来，群臣与百姓循礼而行的最终结果便是“道行而志通”（《正名》）， “道行而志通”即“礼行而志通” ，其意为，礼法施行了，意志因而通畅，不过，通畅自我意志的仅是君王一人，臣民则只能“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修身》），即臣民对于礼毫无理解，只是盲目地顺从君王的意志。于是，在《荀子》一书中，甚至出现了近乎前后矛盾的说法，《荀子》载， “子慨然叹曰…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宥坐》），荀子引孔子之语，反问下民因君王之过而杀其君“其可乎” ，这一问就表明了荀子在内心深处还是尊君的，至于说他此前所例举的君王违礼则侧下民反叛的话，恐怕只是在警告君王、提醒君王，而并不是当真以为反叛合理。近代学者谭嗣同曾经痛批荀子的学说，称中国“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 ，这即是说，为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政治服务的学术思想，是荀子的学说。谭嗣同的话虽然是从负面角度讲的，但却比较客观地反映出，荀子的思想学说中能够真正落到实处的是由划分等级而确立秩序的学说，是“从君”的学说，而非“从道”“从礼”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