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修史书除《元史》外,还有( 三 ) _生活百科

《明史》中的客观性错误明朝的史料，可以分为三类：国史、野史、家史，即钱谦益所说的

史家之取征者有三：国史也，家史也，野史也。于斯三者，考核真伪，凿凿如金石，然后可以据事迹、定褒贬。

国史，在明朝，陈于陛欲效宋朝修三朝国史例，撰修明朝国史未成，因此无国史，只能以《明实录》作为国史，后面史学家所说的明朝国史即指《明实录》；野史，如《双槐岁钞》、《玉堂漫笔》、《酌中志》、《万历野获编》等，由于“本朝史氏失职，以故野史甚多”（沈德符语）、“国史未立，而野史盛”（钱谦益语），明朝无国史，充当国史的《明实录》又是不传之秘，因此民间野史昌盛，野史数量十分惊人，“明野史凡千余家”（全祖望语），野史虽然记录了某些时代的侧影，但是很多也是充满道听途说的街谈巷议、捕风捉影之事，鱼龙混杂，难以辨别，因此梁启超有“治明史者，常厌野史之多；治清史者，常厌野史之少”的感叹；家史，墓志铭、神道碑等，我个人倾向于把个人回忆录式文集也纳入家史的范围之内，例如高拱的《病榻遗言》。明朝时，上至高官下至普通秀才，给人写墓志铭、神道碑作为润笔费的行为十分流行，因此产生了数量很大的家史记载，但是由于收了人的钱为人作史，所以必然会出现谄谀之词过多的问题。
对于国史、野史、家史三者所存在的问题，张岱在《石匮藏书》总结为“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 ，也就是说国史之中污蔑之词太多，家史之中谄媚之词太多，野史之中臆断之词太多，因此，《明史》在编纂之初就面临着很多困难。第一次《明史》编纂工作是在顺治朝，由于资料不全，《明实录》缺天启四年、七年实录，且无崇祯实录，并且由于战乱，收集天下先朝记载的工作也无法展开，因此此次编纂工作只是收集了一小部分资料，并没有实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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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朝开博学鸿词科重修《明史》，当时参与编修的人员可谓明代史学的黄金一代，黄宗羲得意弟子万斯同及其侄万言，顾炎武外甥徐乾学、徐元文，江南三布衣中的朱彝尊、严绳孙等。《明史》的主要参考资料为国史《明实录》，以布衣之身担任《明史》总审稿人的万斯同对于《明实录》十分认同，在描述自己修《明史》的原则时，他表示：以国史为主，辅以诸家之书，删其叶而正其谬，补其略而缺其疑。
也就是以《明实录》为基础，参照野史和家史正缪补缺。但是，就像张岱所说，“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实录的编纂过程之中，总裁官和编修人员的个人情感会对其记载产生一定影响，例如朱棣生母的问题，《明史》就是直接采用的《明实录》中的说法，所以虽然记载有问题，《明史》的说法也是有依据的；再例如《明实录》中又记载方孝孺向永乐叩头求生之事，也是杨士奇为了迎合上意的信口捏造；
更为典型的应该是《明宪宗实录》和《明孝宗实录》中关于刘诩的记载，《明孝宗实录》的总裁刘吉与刘诩不睦，在《宪宗实录》中肆意抹黑，力陈其短；而《孝宗实录》总裁焦芳又曾受刘诩之恩，故在《孝宗实录》又力赞其美，定国本、睦乡里。同样一人，在两朝实录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又例如副总裁官邱濬与白沙先生陈献章有隙，而纂修官张元祯又与其有门户之见，因此在《宪宗实录》中极力诋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