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徵明|围绕科举的文人结社为何如此盛行？ |士人|明代|祁承|明·文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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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徵明：兰亭雅集图（局部）
明代文人结社风气很盛。然而在一般印象中，似乎文社只与诗文相关，追求风雅，而与极功利的科举、刻板的经学无关。但是，实际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编者按
士人以科举为目的的结社，比之诗文结社、怡老会要现实和功利得多，当然也枯燥而专业得多，绝非风雅浪漫之举。这可以说是明代文人结社的另一面。士人参加科举考试，必须有一定之“式” ，考试合格者也被称为“中式” 。既有一定标准，文章自然不能率意，不但要反复推敲文字，而且发挥的空间也不像文学那样可以融入想象，因而模写科举文字成了极为枯燥的事情。
清人李百川在其以明代嘉靖年间为时代背景的小说《绿野仙踪》中，记载府学生员苗继先探访当时正在为科举考试努力的生员温如玉，就曾这样写道：“苗秃看了看，见桌上放着《朱子大全》《易经体注》，还有十来本文章。苗秃子笑道：‘这些刑罚，摆列出来做什么？’”
在一个读书秀才看来，科举备考竟成了像“刑罚”一样的苦差事。
晚明山阴县的藏书家祁承(1604年进士)有诗《课艺苦不就沿溪散步漫咏》，云：“一题方入目，百念逐心非。非为寻源往，聊同避难行。僧归云外径，渔傍水边汀。生计原多路，何听寸管评。 ”因为绞尽脑汁仍无法写出令自己满意的制义，祁承只能到溪边放松心情，况之为“避难” ，乃至有为僧人、为渔民的遁世之念。这种深感科举考试文章枯燥乏味的心情在诗中充分地得以表露。
祁承对科举考试还另有“举业相伴半生，寸管加肘，百毒镂心”的说法。晚明袁宏道(1568—1610)曾在《社中》诗感叹说：“交游悲喜尽，文章揣摩成……终年惟搦管，辛苦是书生。 ”因此，若有三五友人共同探讨，或可减轻这种痛苦。这是围绕科举而结社的第一层背景。祁承本人曾经参加过这种研讨经义的集社“合辙社” ，陈继儒(1558—1639)即说祁承“初有合辙社而通经学” 。
正因为此，士人研习举业之余，同时也会有诗文唱和，以缓解终日揣摩的痛苦，使得诗文社与举业社常常会混杂到一起。明末著名的书画家与官僚董其昌(1555—1636) ，年轻的时候曾与章觐等人结社，探讨科举文字，同时也相和赋诗。董其昌《陶白斋稿序》载：“余往同冯咸甫辈结社斋中，晨集构经生艺，各披赏讫，即篝灯限韵，人赋诗几章。 ”在这种时候，诗歌对枯燥终日的士子心情是一种慰藉。
科举结社的第二种功能，是可以增加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共同揣摩科举作文的技巧。因此，重视教育的地方官常会组织相应的文会，将辖区内优秀的生员组织起来，为他们创造交流会文的机会。
例如，在嘉靖末年直至隆庆元年，南直隶江浦县的知县王之纲在县内组织了十一个文会，分别名为文昌、泰茅、晋接、折会、玉虚、西清、东华、石渠、青琐、三元、南宫，而且“创学田千二百余亩为会费” ，其中参与文会之中的士人如严丕承便在隆庆四年(1570)中应天府乡试。
晚明学者吕维祺(1587—1641)任山东兖州府推官时，置学田，订山左大会， “渐及通省，冀北、淮南之士咸来就业” ，会的规模十分庞大，而其功能虽有传播理学或宣传节孝之外，方便诸生科举的目的也很明显。在16世纪地方官建造的书院中，出于为诸生提供藏修和会文之所考虑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