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明清印章款识中的技法论( 三 ) |黄牧甫|印章|款识|篆刻|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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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黄牧甫“绍宪”印边款云：“许氏说古文‘绍’从‘邵’ ，古陶器文正如此。戊子夏，牧父记。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绍”字的解释是与“邵”字意相同。对此黄牧甫从古陶器文字上得到证实，并在印章中对此字加以假借运用。
再如赵之谦所刻“谦”一字印的边款中提到对唐代篆书中通假字的使用问题：“少温谦卦，假借兼字，兹用其法。 ”少温乃李阳冰的字，《谦卦》是李阳冰所书篆书碑刻。其中篆书“谦”字被假借为“兼”字，赵之谦将其字的从处及在印章中的运用都在款识中表述出来。由此可见印人在通假字的运用上是非常普遍和广泛的。运用通假字可以增加印章篆法的丰富性，通过通假字的互用可以更为合理与方便地处理印章的章法等问题。
篆刻艺术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吸取了许多有益的元素，印人们在印章字法上对古代印章、器物与碑版等物上的文字，以及对同时期的印人篆法等都进行了运用。在明清时期，印人所刻款识中有大量的内容是对其印章文字的使用问题进行的说明。在黄牧甫所刻“伯严”印章边款中有言：“缪篆分韵有陈严印，严篆从之，牧甫作。 ”
《缪篆分韵》一书乃桂馥所编的集古缪篆的工具书。书中收录有“陈严印”中的“严”字，而“陈严印”是古印。黄牧甫在刻“伯严”一印时则直接将此字进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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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印人在印章中对古代碑刻中篆字的运用是广泛的。汉人所用缪篆是小篆与隶书的结合体，汉代篆书碑刻或篆书碑额的文字大都用隶法写小篆，所用文字有相通之处，就为字法的借鉴上提供了依据。
如赵之谦所刻“朱志复字子泽之印信”印的款识中云：“生向指天发神谶碑，问摹印家能夺胎者几人，未之告也。作此稍用其意，实禅国山碑法也。甲子二月，无闷。 ”赵之谦在印款中提到此印篆法乃学《天发神谶碑》之意，然稍用其法，则成《禅国山碑》之意。《天发神谶碑》与《禅国山碑》都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碑刻，其篆书风格都承袭汉代以隶写篆之法。然其在所刻“星遹手疏”印款识中也提到对《天发神谶碑》篆法的运用：“樨循书来。属仿汉印。撝叔刻此。乃类吴纪功碑。负负。戊午十一月。 ”友人嘱仿汉印，而赵之谦刻完却似《天发神谶碑》篆意。可见赵之谦在对汉代碑版文字的运用上用力颇多。
诸如赵之谦此类，黄牧甫也喜用汉代碑刻文字入印，在其所刻“纳粟为官”印款识中说到：“‘官’ ，篆从《校官碑》额，鞠存先生属士陵作。 ”在印款中黄牧甫说明了其中“官”字取法《校官碑》碑额文字。再如其所刻“砚生”一印的款识中他也提到以《祀三公山碑》文字入印。然而，除去用汉代碑刻文字入印之外，明清印人对《石鼓文》等其他时期的篆书都有所借鉴，如吴昌硕在印章“吴人”的款识中说到：“仓石拟石鼓文。 ”提及对石鼓文字法方面的取法问题。
除此之外，印人亦用古代铭文文字入印。铭文乃为书刻在古代器物上的文字统称。然而古代器物种类繁多，所刻文字亦是风格多样，可给予印人更加广泛的取法范围。如吴昌硕也运用古陶器文字入印，他在“昌石”印章款识中就有所言：“古陶器文字如是。缶庐记。 ”然赵之谦亦对古代器物铭文中镜铭文字运用颇多，在其所刻“竟山”印款识中云：“汉镜多借竟字。取其省也。既就简。并仿佛象之。撝叔。 ”将汉镜中“镜”字所假借“竟”字直接取来用到自己的印章之中。在其款识中对其以镜铭文字入印的言语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