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为什么要同时弹劾四个宰相( 二 ) _宰相

通俗解释就是：御史与谏官的结合体，专司监察百官、谏言皇帝之职，属于古代官僚系统内部的监察机构，即所谓“言官”
“台谏”制度的发展以仁宗朝最为关键和典型。因而有“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之说。
仁宗朝初期由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台谏屡次进言要求太后还政，这些言事基本上全遭到太后的压制。
此后仁宗亲政后，又经历吕夷简时期，吕夷简执政期间一权独大，压制“台谏”，致使“台谏”在当时的地位很低，更是无法行使职权。
直到仁宗庆历年间，在以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大臣上台执政后，“台谏”得到执政者与当权者的大力支持，敢言之气得以培育，并形成了能与宰执相抗衡的政治势力。
仁宗在罢吕夷简后，摆脱了政治上的羁绊势力，“欲更天下弊事，故增谏员”，先后任命王素、欧阳修、蔡襄、余靖为谏官。且严令“自今除台谏官，毋得用现任辅臣所荐之人” 。直接拿掉了宰执对于台谏官的任命之权。使台谏摆脱了官僚集团的控制。
仁宗对于台谏可谓优待到了极点，余靖进言时；“时盛暑，靖对上极言，靖素不修饰，上入内云：“被一身臭汗薰杀，喷唾在吾面上，上优容谏臣如此。”然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仁宗依然是对台谏的谏言基本上都能采纳，有时甚至是“惟言官是听” ，凡是被台谏所攻击者少有不罢黜者。
仁宗朝的夏竦、吕夷简、文彦博、范仲淹均遭到台谏的弹劾，继而免职或贬谪。
因而也就不难知道，为何韩琦能够“片纸落去四宰执”，这其中不仅有着皇权的支持，台谏机构的日益壮大。也因为宰执集团的日趋庞大，甚至到了逐渐压制皇权的地步。
因而，皇权集团要尽快扶植能够替代皇权与之抗衡的势力。言官显然是最适合的，在经历了仁宗的“台谏”制度改革后，言官集团不仅掌握了话语权和监督权。
同时，不再受制于中枢机构，摆脱了执政集团的制约，逐渐成为能与宰执抗衡的新势力。
过犹不及有时候皇帝过于支持也未必就是好事，当仁宗过分的依赖“台谏”机构，那么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很可能会违背设立者的初衷。欧阳修曾言：“即使台谏有时风闻不实，也予以优容，苟有罢黜，则被其所劾者也不免。近年宰相多以过失，因言者罢去” 。
在言官的个人待遇方面，“赐知谏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欧阳修、蔡襄五品服，面谕之日：卿等皆朕所自择，数论事无所避，故有是赐”
在仁宗的支持下， “台谏”这一原本仅是监察官的职权无限放大，甚至已经开始干预朝廷中枢的决策。苏轼就台谏曾言：“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新科进士汪辅之责问富弼：“公为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弼不能答。”
范镇曾言：“今陛下不以是非自专，而以责中书、枢密院大臣，中书、枢密大臣又不敢主是非，主是非者御史而已” 。作为文官集团的一把手，竟然要遵从台谏的旨意行事。且台谏不过专司弹劾稽查之事，却无形中因为皇权的支持，而越俎代庖，插手政府行政事务，这显然是违背了仁宗大力提升台谏的初衷。
摭人之阴私当“台谏”结构随着自身势力的日益庞大，其成员逐渐参差不齐，其上书言事的对象和原因便逐渐发生偏移。刘沆就说：“自庆历后，台谏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又专务抉人阴私莫辨之事，以中伤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