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历来多误国,书生误国的例子现代( 三 ) _书生能有多误国封建中国最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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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唐书》记载，大历年间，张巡的儿子张去疾曾经上书弹劾许远：“巡及将校三十余皆割心剖肌，惨毒备尽，而远与麾下无伤……巡功业堕败，则远于臣不共戴天，请追夺官爵，以刷冤耻。”张去疾选得角度十分刁钻——他嫌自己爹的遗体让叛军搞得乱七八糟，许远却干干净净，因此状告许远是叛军奸细，要求皇帝下令剥夺其官爵。这种荒谬的猜测完全站不住脚，甚至堪称混账，然而文人看热闹不嫌事大，非但不斥责张去疾瞎搞，反而又挖出了不少“黑料”：一群文官义正言辞地指责张、许二人在睢阳城内物资消耗殆尽时杀妇孺为食，吃光小孩后还要对老弱病残下手，皇上您听这是人做的事儿嘛？大伙儿不管它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反倒是先图个嘴快，见人就讲，还说得煞有介事。
要知道，十几万大军围困睢阳城时，张、许曾差人四处借兵借粮，谁料周边同僚全部装傻充愣，前者最终也才借到三千人马，结果还没靠近睢阳城便消耗殆尽。叛军得势时，大批官员倒戈或是干脆“消失”，然而当唐皇重返帝都时，他们又高呼着跑出来恭迎圣驾了。当初跑路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狼狈，如今大伙儿在朝堂上再见面，彼此相视一笑，似乎之前的不堪只是昨夜的一场噩梦罢了。他们瞬间忘掉了自己的懦弱耻辱，转而对救命恩人口诛笔伐，这种丢人的事儿居然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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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便是我们所说的“书生误国”的另一层意思，有些人甚至把它套上了“劣根”之名。笔者认为，在封建社会、尤其是斗争惨烈的权力层中，士人们主动或是被迫地迎合当权者的利益，这并不是古人品格的根本体现，而是利益与社会现实的具体反映，正所谓“有人的地方便是江湖”，这并非一个人或是一群人就可以轻易改变的。纵观历史，诸如文章所讲的这类故事举不胜举，满嘴仁义道德却行卑鄙之事的小人更比比皆是，然而，古人中更多的是名臣良将、君子正人。但历史同时也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摧垮堤坝的可能不是洪水，而是一窝到处打洞的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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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翁同龢？一、翁同龢与中法战争三、翁同龢与戊戌变法四、关于翁同的开缺问题翁同龢并不是一个故步自封而又虚幻矫饰的顽固守旧派。
1856年，翁同龢状元及第跻身政坛，开始了其40多年的宦海生涯，他是旧时代地主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人物，而他所处的时代，却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艰难过渡、由洋务思潮向维新思潮递相流转的重要时期。
对于兴起于19世纪60年的洋务思潮，翁同龢有他认识上逐步演化的一个过程，也即从最初漠视到后来重视的思想转变。
1867年，主持洋务的恭亲王奕?奏请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聘请外国教习，招取科甲正途出身的京内外官员，包括进士、翰林院成员等入学。这一要求改革传统教育和文官体制的主张，被保守派视为离经叛道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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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顽固派内呼外应，满朝上下集结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此间正入值弘德殿的翁同龢，应顽固派急先锋倭仁之请，与徐桐等协助修改奏折，甚至在倭任受命总理衙门上行走后，又建议他请太后收回成命，劝其不要到总理衙门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