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历来多误国,书生误国的例子现代( 四 ) _书生能有多误国封建中国最丑

在这场争论中，翁同龢看似并未直接卷入，但他与倭仁应声附和，对奕?等人的洋务主张明显持有不同意见。当时的翁同龢对西洋新学知之甚少，其思想倾向与倭仁等守旧官僚见解并无二致。
这其实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在变革时代认识不足导致的正常反应。但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翁同龢给与的关注却越来越热心。
1873年到1889年他先后两次赴沪参观，通过对江南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等洋务企业的实地考察，他为此深感眼界大开，增加了对引进西艺西技的理解。
他和丁日昌相交，支持郭松涛出使英伦，扶持轮船招商局，与文祥、左宗棠、张树声等多有交谊等，都说明了他对洋务事业有了日益开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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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注目的是，1889年2月翁同龢向光绪帝进呈的《校邠庐抗议》。这部由冯桂芬结集于1861年的论著，总40篇，提出了公黜陟、汰冗员、许自陈、易吏胥、省则例、兴水利、改土贡、筹国用、收贫民、改科举、采西学、制洋器、善驭夷等主张，被视为洋务运动的精神论纲。
1889年2月，翁同龢在养心殿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谈及洋务时，认为：“对此第一急务，上宜讲求，臣前日所进冯桂芬《抗议》内有谈驭夷数条，正是此意。”
当年12月25日他写道：“看《抗议》，昨言此书最切时宜，可择数篇，另为为一帙。今日上挑六篇，装订一册，题签交看，足征留意讲求，可喜。”
他抄录成册后送呈光绪，则时其中汰冗员、许自陈、省则例、改科举、采西学、善驭夷等六篇，将改革思想灌输于年轻的光绪，并引导他走上变法图强之路。
1895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真正促使翁同龢思想急剧转变的契机，也正在这个时候。
对此前坚持主战的翁同龢来说，目睹战争以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无疑使她陷入创巨痛深之中。跳跃签订前，他就“自念以菲材而当枢要，外患日迫，内政未修，每中夜彷徨，憾不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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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翁同龢有感而言：“士大夫立身不能济天下之变，徒以区区苟免为幸，亦可耻矣。”他认为“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事实上，早在1895年初他就与盛宣怀、伍廷芳等一起共商“自强善后之道” 。
作为战后督办军务处的会办大臣，翁同龢积极倡议兵制改革，主张裁撤旧军，编练新军，一次为雪耻自强之首要。同时，他又竭力支持、拨款赞助盛宣怀于1887年在上海开办中国通商银行督办芦汉铁路，一次捍卫国家权益。
以1895年春“公车上书”为标志，一场颇有声势的政治改革运动跃腾而起，宣传变法，讲求维新为群趋所向的社会风尚。“望治心切”的翁同龢虽已年过花甲，但给门生的信中说：“试想今日不行变法，又有何术以挽危亡？”
在翁同龢的努力下，以他为首的帝党中坚力量，与维新志士互相推引，共商变法事宜，结成了携手合作的政治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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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为取向，以关涉国计民生的实学为依托的儒学经世传统，包含着忧患、变易等关注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的思想潜能和动力，尤其是在民族面临危机乃至深陷危机之时，就会产生革新社会政治的愿望，这就是有担当的儒学士大夫们的天下家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