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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不忠不孝，比向日葵还亲日，平时日本通，战时通日本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本名槐寿，入水师学堂时改作周作人，字起孟，后改为启明，号知堂。 1905年赴日留学， 1911年回国，先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 1917年4月到北大任文科教授。 1938年，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和文学院长。
1941年1月，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两年后解职，还担任过其它一些伪职。因此，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判10年徒刑，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1949年1月，南京解放后，被释放后回北京八道湾旧居。解放后，一直从事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编译，署名为周退寿或周启明，不再以周作人之名发表文章，终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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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看到“周作人”三个字，马上就想到“汉好”二字，这几乎成了常识。
钱钟书甚至在自己的书《猫》中，借批判小说人物陆伯麟，来暗讽周作人：“除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像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他甚至比向日葵还亲日，平时日本通，战时通日本！”
这一段真是辛辣、形象。
今天的人们仍为周作人的所做所为而沉思：周作人为什么会如此于民族大义而不顾，心甘情愿为日本侵略者卖命效劳呢？他为什么会在附敌事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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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史料》中说，从其个性看， “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已见，很好相处” 。他从童年时代起就与外界世界处于亲和状况，家庭的变故并未给他留下恶感，反而为他提供许多尽情玩耍的机会。
以这样的个性经历，他很难与世界形成水火不相容的对抗关系，更不会以战士的姿态步入社会。
六年的东京留学生活，周作人是在平静之中度过的。反清爱国的活动，他一概不予介入，足以说明他最初的“根”已经萎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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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族、眷戚中接连有人死亡，再加上自己一再被病魔缠身，种种精神的打击从根本上冲淡抵消了他忧国忧民的激情。
一旦激情丧尽，则生命的追求只停留在平凡的日常生活边缘。宽容、一味风雅成为他的文艺批评、道德伦理原则。如面对落水之狗，鲁迅先生说要“痛打” ，而他却高唱平地上追赶猢狲般无聊。
尤其在处世态上，周作人明显表现出超利避害倾向，个人主义的利害观，使其在尚未成为一个战斗者时，就已时时动摇、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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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许多文化界名人、北京大学学院校师生们纷纷南下之时，周作人却心安理得留在北平，丝毫没有南迁之意。这引起已经南下的新文学同仁密切的关注。他们或公开发表文章劝他南下，或私下写信“逼”周作人离开北平。
在这种“明”逼“暗”劝的众目睽睽之下，在群体的压力之下，周作人依然我行我素。这种个体不屈于群体的压力，不放弃个人的意见，不符合群体意见的反从众心理行为，可作为他任人劝说无效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