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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尝试在上世纪50年代是超前的。 “任溶溶的儿童文学观明显超前于他的同时代人，甚至超前于诸多后辈儿童文学作家。 ”孙建江评论说。
只是，探索还没来得及深入， “童心论”和“儿童本位论”遭到批判，儿童文学出现“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创作公式”中，儿童文学重又归于沉寂。
“顽童”现身
1977年初夏，已经离开儿童文学工作岗位多年的任溶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当时上海《红小兵报》（后改名《少年报》）负责人李仁晓。李仁晓在电话中约他为报纸写一首与儿童生活有关的讽刺诗， “活跃活跃儿童文学的空气” 。任溶溶后来回忆：“对于我这个久已噤若寒蝉的人，这电话犹如一声春雷，使我终生难忘。 ”
一年之后，任溶溶等儿童文学作家，等来真正的春雷。 1978年10月，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座谈会在江西庐山召开，被人们称作儿童文学的“庐山会议” 。 200多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及出版、理论工作者一起上了庐山。会议中，他们把儿童文学大致分为了“热闹派”和“抒情派” ，无论哪一派，他们都在寻求那个年代最常提到的“突破”和“创新” 。
很快，如同当时的整个中国文坛一样，一批长期搁笔的老作家和中年作家的名字，又陆续出现在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儿童文学期刊上，他们终于又有机会思考并争论中国儿童文学的终极问题。 1979年，作家、出版家鲁兵在《小百花》上发表文章，他认为，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儿童文学作家也必然是儿童教育者，文学和教育不能割裂开。随后，当时还是青年作家的曹文轩写文质疑道：“文学当然具有教育作用……但，我们过去把教育作用强调到了绝对化的程度……甚至将教育性看成了文学的唯一属性。 ”后来刘绪源、方卫平等理论家也加入了论争。年轻一代作家就在辩驳与质疑中成长起来。
同样是1979年，一个在水泵厂工作的年轻人，在9月出刊的《儿童文学》发表了童话处女作《黑黑在诚实岛》。尽管多年后，他说并不喜欢这部处女作，因为其中说教味道太浓，但正是这部作品的发表，让他从此踏入文坛。这个年轻人叫郑渊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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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9日，郑渊洁在上海书展上现场签售，很多家长都带着小朋友前来捧场，向自己童年偶像致敬。图/中新
也在这一年，瑞典童话之母林格伦的作品被任溶溶译介到中国，她笔下无论是长袜子皮皮、淘气包埃米尔、小飞人卡尔松，还是疯丫头马迪根、绿林女儿罗妮娅，个个都是坚强自信、充满活力和野性力量的顽童。她的作品曾引领世界童话的艺术空间又前进一步，在80年代初中国儿童文学界正在争论之际，也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1981年2月10日正月初六下午，已经发表一些作品的郑渊洁趴在家中一张写字台上，一个和他学生时代一样学习成绩不好却善良淘气的小男孩形象出现在他脑海里。这天下午，他开始尝试描绘这个男孩的故事，不过只写了几百字， 2月11日，他进入状态，这个男孩开始拽着他走，上天入地，纵横捭阖。
皮皮鲁诞生了。中国的“顽童”在经历被忽略、被改造之后，终于解放，正式登场。郑渊洁回忆说：“我已是身不由己，被动地跟着皮皮鲁走。每天写到直至感到恶心、四肢无力才放下笔。 ”2月15日，短短几天他完成了《皮皮鲁外传》，共计3万字。从此，胆大顽皮的皮皮鲁在一个又一个神奇冒险的故事里，和妹妹鲁西西陪伴了读者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