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开创的蜀学是什么?( 三 ) _苏轼

四川从唐代后期开始一直与江南齐名，长期为文化、经济繁荣之地，如三苏家乡眉州，人文基础深厚，据说有一座孙家书楼建造于唐代，对眉州读书人影响很大。三苏祖上苏涣年轻时还当过盗匪，被乡里称为“白跖” ，后来却开始读书学习，在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中进士，杜甫离开巴蜀前往至湖南时，还写过一首《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诗，记录与苏涣的交游。
北宋初期，宋军入蜀颇受抵制，宋太宗登位不久发生过王小波、李顺的反抗，很多人忽视宋朝对巴蜀征税的高昂，不论北宋还是南宋，巴蜀川峡四路一直是全国交税最高的地区，这也是四川会出现“交子”的一个经济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尽管有陈省华、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一门父子在宋朝都算高官，非常引人瞩目。但从社会影响和文化学术方面却不突出，尤其澶渊之盟前夕，陈尧叟以来自蜀地，还建议宋真宗以迁都名义逃到四川躲避辽军，受到宰相寇准严厉批评。换句话说，除了个别状元高官，宋代前期的巴蜀文士还没有真正让人心服口服的饱学之士，只有到“三苏”父子被欧阳修这样一等一的大文豪钦佩才发生改变。
苏轼、苏辙兄弟在文学上的成就不用多说，他们在蜀学上如何融汇“博杂”的特色?
三苏融合蜀学传统的第一大特点是引入“史学”观念。蜀学一大传统是史学，因为儒家最重要的核心典籍就是《春秋》，史学是儒学根基之一。不论扬雄、陈寿、常璩等前辈，还是对“三苏”有知遇之恩的欧阳修，他们除了文学成就之外，都是重要的史学家。
尽管欧阳修后来自认为庐陵人(其老家祖籍为吉州永丰，历史上吉州为庐陵郡)，但欧阳修本身是出生于四川绵州(今绵阳市)，随父亲欧阳观在蜀地生活了三年，父亲过世，欧阳修才随母亲郑氏前往随州投奔叔父。
苏轼、苏辙兄弟在家乡读书较长时间，自然深受浓郁的蜀中学风熏陶，到开封参加科考以后，更受欧阳修在文学、史学方面的影响，尤其父子三人都在史论上堪称独到，三苏的论说文字几乎都是精彩华章。他们观察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特点是更注重与寻常人的联系，扩大到对传统经典的解释更看重世俗人情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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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氏蜀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充满“人情”味，这从苏洵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就开始。如《六经论》一开始就认为，礼所代表的伦理道德典范都建立在人情基础之上。“圣人始作礼也，不因其势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厌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轻去其旧，而乐就吾法，不能也。”(见苏洵《六经论·礼论》)苏洵认为的人情，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欲念，自然本性，以至于后来朱熹认为，“看老苏《六经论》，则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
苏轼继承苏洵的观点，也坚持“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他还说：“夫圣人之为经，《礼》与《春秋》合，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尤未尝不近人情。”(苏轼《诗论》)苏辙后来也发挥这一观念，提出独到的“礼以养人为本论”，并洋洋洒洒写成一篇专文。他解释如冠礼养人之始，婚礼养人之亲，丧礼养人之孝，宾客礼养人之交，乡礼养人之本，等等，把各种礼仪都同人们的世俗生活结合，不再局限于过去抽象的儒家伦理解说。
朱熹对三苏的论述非常有意见，甚至认为蜀学比王安石的新学更加离经叛道，虽然正统宋学对蜀学带有偏激的排斥，也足以看出苏氏兄弟的蜀学对儒家的解读和切入点是非常与众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