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经纬|人类学者张经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田野”( 四 ) |大陆

时代和危机
经济观察报：您曾说过，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每个时代的问题，通过对田野调查对象的描述，帮助人们了解、认清、分析、解决属于这个时代的问题，是人类学家进行田野工作的原因。 ”在这一点上，人类学家和新闻采访人员的工作似乎有共同之处。您也经常为媒体写作书评，对于人类学家而言，两者之间，是会彼此冲突还是互相促进？又该如何在专业性和大众性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呢？
张经纬：对于我个人来讲，给公众写文章纯粹是为了多几个读者可以看到人类学，这个比写论文有意义多了。我刚开始写公众文章的时候，听到有学院内部的声音说，我写的东西比较水。不过写多了，这些声音就少了，因为别人懒得理我了。
深耕田野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论搞哪项研究，都贵在有稳定的输出。其实，人类学家就是很像深度报道采访人员，只是前者研究得更投入。我们想象人类学家要告诉大家博茨瓦纳人怎么追羚羊，基里巴斯人怎么补渔网，爱听这个的和爱看动物世界的差不多，都图个新鲜，图个热闹。事实上，人类学家没有那么无聊，我们真正想研究的，或许是菲律宾人怎么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阿富汗的斯瓦特人怎么捍卫女性受教育权，婆罗洲伐木工怎么平衡雨林和棕榈树、橡胶树经济作物。用这些跨国、跨文化的案例，可以帮助我们反思中国当下的相似问题。
而人类学和新闻采访人员的差异大概也在这里，新闻人直接指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人类学家绕个弯子，用“他山之石“来提供更多反思的余地。我很喜欢一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种反思之道就是我所说的授人以渔。表面上人类学都在研究别人，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想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有时候，从异文化中反而能更好地看清自己，也能保持人类学本身的浪漫精神。而且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比直接讲道理更容易让人接受一点。如果要让我在专业性和大众性之间作个平衡，我还觉得大众性更重要一点。有时候发声音比发专业的声音更重要。
【张经纬|人类学者张经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田野”】经济观察报：我们知道，人类学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到了最大发展的。事实上，人类学和帝国、民族想象也是勾连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它作为一种世界的危机解决范式而存在。这几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冲突格外激烈，应对对这样的时局，人类学是否能够为人类提供一些化解之道呢？在您看来，未来人类学的发展将会有哪些与之呼应的转向？
张经纬：嗯，这个问题好大。首先，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认为世界会变好，铁幕终将会被打破。所以，我把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冲突理解为“破旧立新“的“破” ，是一种新路径出现前临近分娩的阵痛。
然后，回到人类学的话题。过去，近现代以来的帝国之争，本质上是一种将敌对国非人化的过程，将攻击的对象贬之为蛮族、动物、野兽，甚至鬼类，赋予了攻击者最大的号召力与合法性。这时的人类学家往往扮演了民族主义导师的角色，不论是攻击者还是被攻击者的一方。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世界已经逐步调整为进步主义和与之相反的阵营，前者在人类学上表现为平等主义、世界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倾向。具体表现在，认为人类文化之间的同源性、普同性。即文化之间的差异不是本质上、根基上的，只是对各自所处环境的差异，文化之间也不具有所谓优越性。简单来说，就是只要通过合理的“翻译“方式，每个地方的文化都可以去芜存菁、抛开偏见地融入现代世界，这个地方文化既可以是亚伯拉罕诸教的文化，也可以是儒家文化、佛教文化。而人类学家正是这个合格的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