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一禾|宋琳：“星核的儿子”，走近骆一禾“诗歌的未竟之地” |宋琳|诗歌|海子|朱正琳

今天，是诗人骆一禾去世33周年纪念日。
1980年代，是一个以诗歌为先锋为光荣的时代。诗人骆一禾曾经是那时北大校园诗歌的领航者，也是那十年里中国诗坛最好的诗歌编辑与诗歌批评家；骆一禾、海子、西川曾同一期亮相，吸引诗坛的目光。西川说，认识骆一禾首先应当把诗人放在时代背景中看，朦胧诗也分不同的阶段，我们应该用更复杂的眼光来看待过去，不应该把它简单化。具体到骆一禾身上，诗人及其作品的丰富性也不应被简单地概括。
2019年，在诗人离世的三十年后，他的遗稿、私人书信集《骆一禾情书》面世。《今天》121期也为诗人策划了“骆一禾纪念专辑” ，收录陈东东、昌耀、于坚、袁安、张玞、林贤治、朱正琳等诗人、作家纪念文章多篇。 “通过纪念为诗歌招魂，以重新审视的目光，辨认那已然诞生的‘人与方向’ 。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由“今天文学”编发的专辑文章之一，诗人宋琳的纪念文章《“星核的儿子”》（文末附链接，可做延伸阅读）。
“星核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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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琳文
本文原刊“今天文学”(ID:TodayLite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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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一禾（1961-1989）出生于北京，幼时随父母下放河南农村淮河平原，在那里接受启蒙教育。 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983年开始发表诗作和诗论， 1984年毕业，任北京《十月》杂志编辑，主持西南小说及诗歌专栏，两次获得优秀编辑奖。 1988年参加《诗刊》举办的青春诗会。 1989年5月14日凌晨因脑血管大面积出血， 5月31日不治逝世。身后留下长诗《世界的血》和《大海》及大量短诗、诗论、论文等，整理出版的著作有诗集《世界的血》（1990 ，长春）、《骆一禾诗全编》（1997 ，上海）、《骆一禾的诗》（2011 ，北京）等。（简介摘编自陈东东《六首纪念骆一禾的诗》）
1989年5月31日，骆一禾逝世于北京地坛医院，时年二十八岁。就在他逝世前两个月，年仅二十五岁的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两位诗人具有象征性的死亡事件过去三十年了，就当代诗歌进程而言，或就骆一禾“价值理性建设”的文艺复兴式伟大抱负而言，两个年轻生命的遽然离去，乃完成了一种精神献祭，似乎应验了席勒的诗句：“在诗里获得了永生的人， /必在生命里沉沦。 ”但历史诡计的神秘运作，也使两位诗人的死与那个转折性的时间节点永久地联系着，所以回头再读骆一禾《灿烂平息》的首句与结句——“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会把我们轻轻放过” ，不禁唏嘘不已。
2011年4月，我曾在张桃洲和西渡召集的骆一禾诗歌研讨会上谈到“骆一禾的诗歌有一种先见性，他的诗歌仿佛是为了未来而写作，跟八十年代的语境奇异地拉开了距离。 ”记得那次研讨会上有人提出海子和骆一禾的区别被忽视了，人们更多将他们视为孪生的一对。而他们二人，包括西川，在写作、诗学理念和交往中的确缔结了一个兄弟会般的精神共同体，其中骆一禾的思考与人格魅力又使他处于中心的位置，海子和西川都称他为“良师”和“精神导师” 。这种关系甚至让我联想到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以及艾默生、梭罗、惠特曼的三位一体。
骆一禾通过朱正琳的介绍，阅读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经由朱正琳本人和张玞的回忆，我们知道那是骆一禾诗学建构的重要思想来源，尤其是“文明周期”和作为文明生长动力的“创造性个人”学说，给了他思考“第四代文明”和寻找“复兴之路”的强烈的使命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朱大可在长篇文章《先知之门》里认为海子和骆一禾的写作“都可以纳入诗歌神学的形而上框架” ，而前者属于“绝望神学” ，后者则是“希望神学” ，骆一禾自己对文明解体的当代境遇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处于第三代文明的末端：挽歌，诸神的黄昏，死亡的时间里；也处于第四代文明的起始：新诗、朝霞和生机的时间”（见张玞《大生命——论〈屋宇〉和〈飞行〉》）。据此，我们大抵可以在气质上将海子称为挽歌体诗人，将骆一禾称为颂歌体诗人，而他们的精神同源，即基于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在骆一禾的“生命是一个大于‘我’的存在”的论断中得以彰显，且是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二者都曾表达过对浪漫主义诗人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