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逸翁谈收藏【三】藏家趣事之三：毛公鼎收藏者陈介祺 |毛公鼎|静逸翁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潍县(今潍坊市)人。
【|静逸翁谈收藏【三】藏家趣事之三：毛公鼎收藏者陈介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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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陈介祺200周年纪念邮戳
清代，金石学大兴于天下，此势直至清末仍未衰竭。相反,在此时却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如阮元、吴大澂、翁同和、端方、王懿荣等等。这其中,陈介祺无疑是佼佼者,他与曾获有大盂鼎的江苏学者潘祖荫被誉为“南潘北陈” 。
陈介祺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考中进士，在此后整整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翰林院供职，这是个闲职，对从小就喜欢文物的他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他曾向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书法家阮元请教，也曾与何绍基、吴式芬、李方赤等金石学者来往密切,常在一起谈金石、话收藏，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了鉴赏水平。另一方面，他身处京城，颇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势，许多豪门大宅，物藏丰富，为他提供了方便。京华的琉璃厂，是他经常去的地方，在这里他见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多年来，陈介祺在这条冷辟的收藏路上艰难地行走着，几乎倾注了全部身心。经过多年不懈的求索，他的收藏已颇具规模，仅三代，秦汉古印一项就搜集了近万方。这些古印，有许多都在京城所得，后来他编成了《篮斋印集》。道光三十年(1850年) ，他在潍县建成了“万印楼” ，将所得古印藏于其中。此楼至今仍在，并已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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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毛公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陈介祺的收藏生涯中，日益丰富的藏品常使其喜出望外，但最令他欣喜若狂还是得到毛公鼎的那些日子里。该鼎于清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内壁有周宣王时的金文(大篆) 479字，是至今我国出土的铜器中字数最多的一件器物，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被人们称其为海内吉金之冠。它也是陈介祺藏品中最珍贵的一件。据说,得到此鼎后，陈介祺亲自将其护送回潍县，陈家收藏毛公鼎半个多世纪。毛公鼎对陈介祺来说，应是他收藏上的一个里程碑，欣喜之余，他几番考证了鼎上的金石文字，并椎拓成片，分赠海内亲友。
咸丰四年(1854年) ，陈介祺的母亲病故。他以母丧之机返乡，从此再也没有踏入官场一步，开始了长达30年的研究，著述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他藏有商、周古钟1件，为此，他把“万印楼”改为“十钟山房” 。他还藏有“商周铜器253件，秦汉器物80余件，以及秦汉刻石、古钱、陶、瓷、砖瓦、碑碣、造像、古籍、书画等精品万件以上” 。拥有如此丰富的文物，他并没有躺在上面睡大觉，也没有“玩物丧志” 。他每得一物一器，必究其渊源，或拓片存档，或记录在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对金石学家王懿荣谈起自己的治学体会时说:“学问之事，全在分析，而不笼统，笼统只是不分析，分析得出十条路，方知此一条是，九条不及，而知之愈真，行之弥笃，此皆分析之力也。 ”他的一张汉砖拓片，不足一平尺的纸上，密密麻麻写下了近200字。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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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翼拓
陈介祺作为清末的一位收藏大家，在当时已名震朝野，但他却能放下架子，不耻下问，热情向农民兄弟交朋友，向他们学习，这在封建社会里是少见的。当时还没有照像术, 搞金石研究的人常需要“推拓” ，只有椎拓才能如实地把物件复制下来，如此，推拓便成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方法。陈介祺与拓工刘某，经过反复研究，创出了一种名叫“蝉翼拓”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拓片不仅立体感强，字口清晰，而且墨色均匀，如“淡淡笼月” 。也许正因为有了这种方法，陈介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拓片，从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发现和创造，同时，也常常会让我们想起这位为祖国文物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