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法律刑法法律拟制口诀( 二 ) _经验知识

1998年12月通过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增设了新罪。
1999年1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共9条，主要增加规定有关会计犯罪、期货犯罪。
2001年8月通过刑法修正案（二），仅1条，修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2001年1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三），共9条，主要补充资助恐怖活动罪、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等。
2002年1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四），共9条，主要增加规定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完善走私罪等。
2005年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五），共4条，补充规定有关信用卡犯罪。
2006年6月通过刑法修正案（六），共21条，主要是修改完善有关重大安全事故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补充枉法仲裁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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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七），共15条，增加规定利用未***息交易、非法传销、利用影响力受贿，以及侵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和妨害公民信息安全的相关犯罪。
2011年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共50条，主要内容是取消13个罪名的***，增加规定坦白制度，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等；分则增加规定危险驾驶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修改完善生产、销售假药罪等。
2015年8月29日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共52条，主要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进一步削减9个罪名的***；维护公共安全，加大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惩治力度；维护信息网络安全，完善惩处网络犯罪的法律规定；进一步完善反***的制度规定，加大对***犯罪的惩处力度；维护社会诚信，惩治失信、背信行为，如增加规定组织***犯罪、虚假诉讼犯罪。
（一）坚持积极的刑法立法观
中国社会转型的情势决定了未来的立法仍然必须具有能动性，增设新罪是很长历史时期内立法上的核心任务。未来应该坚持的积极刑法立法观有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犯罪化。对已有的常见犯罪还需要进一步分解、细化。此外，还应考虑增加强制罪、暴行罪、胁迫罪、泄露私人秘密罪、公然猥亵罪、背信罪、侵夺不动产罪、伪造私文书罪等，还可以考虑增设见危不救罪，以防止社会道德沦丧，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是刑罚手段多元且灵活。未来要考虑增设必要的刑种，尤其要增设非监禁的主刑；增设剥夺资格、权利的刑罚；将刑罚措施和社区矫正相互衔接；增加保安处分措施，针对行为人未来再犯罪的危险性加以适用，形成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刑事制裁“双轨制” 。
（二）要避免刑罚配置的重刑化趋势
在很多国家，立法上的犯罪化和重刑化是并驾齐驱的。但是，国外将犯罪化和重刑化捆绑在一起的做法未必值得我们效仿。理由在于：
首先，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原本就较高，实务上一般也都倾向于在法定刑幅度内选择较重的刑罚，实践中存在大量“顶格判刑”的不当倾向。如果未来立法在此基础上再“加码”，就会导致重刑主义。
其次，经验证明，重刑化的做法并不能有效遏制犯罪，一味重刑化会让国民的法感情迟钝化，且导致犯罪的较终侵害之间没有区分。
因此，在当下中国，通过犯罪化“立规矩”远比实行严厉处罚更重要，当务之急是扩大犯罪圈以严密刑事法网，但在处罚上尽可能轻缓、灵活，重刑化不是立法指向，刑法立法的政策思想应当定位于“严而不厉” 。
（三）可以考虑制定单独的轻犯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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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将重罪轻罪规定在同一个刑法典中，适用同一套刑罚体系，既会带来刑罚适用上的困惑（可能导致轻罪重判），也在社会管控上捉襟见肘，对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无法提供更多的实体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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