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石：什么叫学问好 |刘石|陈寅恪|文学|文献|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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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中文系教授
什么叫学问好，取决于对学问的理解。理解为专著出的多，评职称时就有人用收纳框扛来成果；理解为文章写得长，年终考核表上就会夸耀性地注明每篇文章的字数；理解为刊物级别高，名刊的编辑就分外吃香；理解为科研项目多，就有人整天拍脑袋想选题，睁大眼睛编计划，逢项目必报。
学问应该怎样去做，取决于对学问的理解。理解为为社会现实服务，不能古为今用的研究就被看成没价值；理解为解释历史和寻找规律，偏而窄的研究就成了小趣味和私人化。理解为思想、理论、体系、规律是研究的终极，点点滴滴的史料爬梳和史实考据就落了个“考证至上主义”的罪名，等着挨批。
有什么样的理解，就有什么样的研究；有什么样的研究，就出什么样的成果。能够逃离时代风气的人不是没有，但如文革时代的林昭和顾准毕竟是少数。今天的学术生产，时代风气的软导向之外还多了一层体制统摄的硬指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任由翱翔的空间是不太大的。
在有悠久历史的古典学术领域，硕学鸿儒太多，硕学鸿儒的学述也就太多。有以“远求海外珍藏本，快读平生未见书”相标榜的（旧联不知所出），就有以“读已见书”颜所居的（余嘉锡）；有以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入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的，就有以要“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相号召的（严耕望《治史经验谈》）；有的说要像乾嘉学术“为‘窄而深’的研究” ， “见其‘为学问而学问’ ，使吾辈奋兴向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有的反是， “所谓窄而深之研究，缺乏一种高瞻远瞩，总揽并包之识度与气魄”（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有泥古派，就有疑古派；有疑古派，就有走出疑古派；有的注重知识之探求，有的倾心价值之研索，缘此又有考史、释史、论史之不同…… 。
这些观点你可以说它们不矛盾，很辩证，但怕不辩证，也怕太辩证；怕不全面，也怕太全面。所以，我们不妨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至少应该有认同或不认同某人某见解的意识与权利。
就区区而言，内心向往的是从文化角度入手的文献考据，或者说是对文献的文化关注。比如清人戴震，号称乾嘉考据学皖派的代表人物，但他何止是考据学家。他的《孟子字义疏证》用训诂、考据的方式梳理“仁”、“义”、“理”、“智”、“性”、“道”等范畴，其意则在批判程朱儒学“理具于心”和陆王“心即理” ，故人以考据学家兼思想家称之，诚不谬也。
又比如陈寅恪，他在西南联大讲过一个题目，是杨玉环入宫前是否处女，有人说这岂不无聊到迹近猥琐了，其实不然！牟润孙先生正确地理解了其中的蕴义，说这是关系到杨玉环是否先嫁过李隆基的儿子李瑁，李隆基是否霸占儿媳这一违反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是关涉到李唐王室的血统、习俗以及华夷之辨的文化问题（《陈寅恪与钱钟书》）。人多谓陈氏学术尤重种族和文化，可见其所重者非托之空言，而是以考辨为途径，经由考辨臻于义理之阐发。
但考据和义理合二为一是一个很高的标杆，不是人人都能跨越；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所总结的王国维治学三特色也是很高的标杆，非不世出的大家不能跨越。就说陈寅恪先生自己吧，他推举王国维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又要求“取用新材料研求新问题” ，但认真追究，与其说他是用了多少地下的新材料研究了多少新问题，毋宁说是用旧材料得出了新结论。然则，用陈寅恪都不能全然做到的来要求他人，现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