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维德|荷兰汉学家伊维德：让中国俗文学在西方汉学界C位出道( 二 ) |伊维德|汉学|荷兰|俗文学|通俗

治学过程中，伊维德尤其看重版本学的意义。他认为，对传统戏剧作品版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文字的考证校订，也不能局限于作家思想与艺术特色的研究，要看到版本演变背后深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许多学者倾向于把这些差异看成‘大同小异’ ，但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着迷于这些‘小异’ 。当我们把戏剧改编也考虑进来，这些差异就变得更加迷人了。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戏剧方面，我感兴趣的是同一出戏的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而在说唱文学方面，我感兴趣的则是同一故事题材的不同改编之间的差异，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没比较过有关同一主题的不同剧本。 ”
专访：“传统”的中国戏曲也一直在变化
南都：您和奚如谷教授合写的《中国戏曲资料（1100－1450）》，主要论述了元代戏曲，您如何看待这本书的作用和价值？
伊维德：传统中国是一个持续变化的社会。 “传统”并不意味着一味稳定，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国戏剧亦是如此。你不能先验地假设19世纪的演出条件和13世纪的大致相同。因此，要想知道元曲是怎么演出的，你就得研究元代剧场的情况：我们对男女演员了解多少，对观众了解多少，对演出场地又了解多少。搜集了相关资料，你就会发现元代以及明初跟明后期有很大的不同，而十六十七世纪又跟十八十九世纪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仍然认为，对于学习中国早期戏剧的、想了解更多早期演出传统的西方学生来说，《中国戏曲资料（1100－1450）》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
在准备该书材料时，我们收入了几出与演员相关的戏。这些剧目恰好反映了元杂剧出版的不同阶段。学者们当然一直都清楚，明版元杂剧被大幅改编过，因此不能借助在晚明时期被改编过、充当明代文人读物的元杂剧版本，来研究元代戏曲，把它们当成对元代社会、文化的忠实反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和奚如谷一直努力把元代和明初不同时期的版本介绍给西方的读者，并不止一次将同一个剧本的不同版本翻译出来，就是为了强调这些版本之间的差异。
南都：您是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作品译为英文最多的西方学者，您参与或独自的系列著作中，《西厢记》选择的是最早的明弘治十一年刻本为底本，还翻译出版了《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十种版本》《化蝶：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的四种版本及相关文献》《木兰从军》等等，您是如何想到翻译这些民间传说或剧本的？您似乎对版本特别看重，为什么？
【伊维德|荷兰汉学家伊维德：让中国俗文学在西方汉学界C位出道】伊维德：中国的传统白话小说是为读者创作的。它可能会采用“讲故事的方式” ，使得受过良好教育的作者可以自由运用日常的口述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品直接取自于专业作者理想化的“台词本”（Promptbooks）。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将白话文学与通俗文学画上了等号，因为他们需要一种中国的通俗文化传统来捍卫自己的文学纲领（literary　program），但他们选作“通俗文学”的作品其实属于几百年来文人们就一直热衷阅读、创作的小说和戏剧文类，而不是他们所处时代的通俗文学。只有少数几个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真正对20世纪上半叶通俗文学的鲜活传统感兴趣。然而，当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时，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叙事就已经确立，它没有为多数中国传统韵文和说唱文学留下多少空间，比如宝卷、弹词、鼓词等等——更不用说闽南话和粤语等方言的韵文叙事传统了。而在这些韵文和说唱文学的书面传统之外，还有无穷无尽的形态，抑或说口头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