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维德|荷兰汉学家伊维德：让中国俗文学在西方汉学界C位出道( 四 ) |伊维德|汉学|荷兰|俗文学|通俗

我很喜欢研究和翻译女性诗歌。它们很少因为炫学而面目模糊，而许多同时代男性诗人的作品却因之受损。而且她们的部分作品讲出了一些男性作家很少触及的两性生活的侧面。
南都：您目前正在着手进行什么研究项目？近期是否有新的出版计划？
伊维德：对动物故事的兴趣贯穿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例如，我因此翻译了一本书，书中收入了对老鼠在阴曹地府里控告猫这一故事的各种改编。另一本书则有关中国文学里的各种昆虫形象。文末一篇是一出短剧，讲的是虱子在阴曹地府里控告跳蚤和臭虫。我跟一位专门研究韩国文学的同事合作，出版了一本《金牛王子》传说的译文集。这个传说不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还流传到了韩国，中文、韩文的版本都有。最近我则一直在翻译蒲松龄的《聊斋俚曲》。我关注的不是那些改变《聊斋志异》故事的、很可能创作于蒲松龄晚年的作品，而是他早期的那些俚曲。我翻译的蒲松龄《快曲》（讲赤壁之战后张飞将逃跑的曹操刺死的故事）今年将在香港《译丛》杂志发表。目前，我在做《增补幸云曲》（讲明武宗朱厚照与一名大同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英译本的定稿工作，计划明年问世。
“中国文学研究中所谓‘西方方法’的问题被夸大了”
南都：您的研究领域涉及诗歌、话本、戏曲、小说、说唱文学、女性文学等，在您看来，海外学者进行的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学者的研究在主题、视角、方法论等方面有哪些不同之处？您如何看待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
伊维德：在中国研究和讲授中国文学，跟在外国研究中国文学，本质上就不同。在任何国家，对自己国家的文学进行研究和教学，或多或少都是国家建构的一部分。中国也不例外。这种情况既有优势（例如有充足的教学和研究经费）又有劣势（例如政府的关注或干预）。通过学习，学生为自己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这就很难避免对自己国家的作者评价过高、甚至夸大其词的倾向。可是，在中国以外，中国文学只是众多其他文学中的一种，须要去竞争以获得他国读者的注意力。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与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就必须在比较的语境中，解释中国文学在哪些方面与其他文学不同，在哪些方面又是相似的。
比方说，在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被认为是作者情感的真诚表达，而在西方，文学首先被视为虚构。再如，启发中国文学的是儒家和佛教哲学，而启发欧洲文学的则是基督教哲学，但这二者往往是冲突的。所有这些鸿沟是可以跨越的，但这需要批评家、译者和读者都付出巨大的努力。而即便这些鸿沟被跨越了，也还存在对许多外国读者来说中文名字过于相似和难以发音的问题。用中文学习中国文学、教中国文学是一回事，在国外学中国文学和教中国文学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学研究中所谓“西方方法”的问题，是被夸大了。我们的研究有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相似的。但是，要向外国观众介绍中国作品却不考虑外国的特定背景，这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从外部审视自己民族的文学作品，可能会很有启发性，让人意识到那些非常有趣却长期以来都被忽视的问题。出于这个理由，我认为，从一开始就把某种方法视为无用而排斥，是没有道理的。要知道布丁是什么味道，就得先尝一尝。作为一名外国学者，每次我的文章被翻译成中文，我都感到很荣幸。所以，当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团队的康保成教授找到我，提议将我之前已经以中文发表过的文章重新结集、收入他主编的《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丛书出版时，我就更感觉备受荣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