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上新啦!新发现6个祭祀坑,出土文物近13000件( 二 )


整理阶段 , 经过精细、规范化清理和可逆物理固型 , 使大口尊、圆口方尊、顶尊跪坐人像、顶坛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及金面具、金面罩等一批“重量级”器物实现“站立”并面向公众展出 。 目前已经清理青铜器77件 , 玉石器120件 , 金器44件 , 象牙678根(段) , 象牙雕刻残件46件 。
在文物修复和保护上 , 继续秉持“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开放理念 , 邀请全国高水平文物保护修复及相关研究队伍 , 参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前期的保护研究和整理工作 , 为修复提供依据支撑和技术积累 。
另外 , 集文物修复、文物展示、参观体验、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三星堆文物保护修复馆 , 运用现代化文保设施设备以及一流的保护修复技术 , 创新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保护修复和展示一体化工作空间利用 , 考古出土文物在整理研究的第一时间和大众见面 。 正式开放半年来 , 全面呈现了文物修复工作实景 , 让观众沉浸式体验文物修复保护过程、了解文物保护的基本技术、保护方法 , 枯燥而漫长、严谨又科学的文物修复场景 , 进一步提升古蜀文明魅力和遗址博物馆的展示水平 , 让文物和遗产活了起来 。
确认三星堆祭祀坑年代为商晚期
此次发掘工作的重要意义之一是确认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 。 考古学家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14C测年 , 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 , 出土陶尖底盏、陶高领罐、陶敛口瓮等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同类器物形制近似 , 可知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五号坑和六号坑年代稍晚之外 , 其余几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 , 为商代晚期 , 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 , 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
此外 , 多学科研究丰富了三星堆文化内涵 。 本次发掘发现了青铜大面具、扭头跪坐人像、神坛、玉刀等之前未见的器物 , 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研究认为三星堆的铜器铸造工艺为范铸法和分铸法相结合 , 采用了铆接、芯骨等技术;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分析在多个坑中发现了丝绸 , 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四号坑通过植物考古明确坑内灰烬主要以竹为主 , 另有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等 , 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 , 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残留物分析显示祭祀用牲有黄牛、野猪等 , 诸多新发现呈现出更加完整、丰富的三星堆遗存种类和文化内涵 。
同时 , 发掘成果以实证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接文化联系 , 三号坑、八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 , 三号坑、四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 , 三号坑、七号坑、八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 , 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 。 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 , 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
据悉 , 本次发掘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单位合作”的工作理念 , 在发掘之前就对研究课题进行了全面规划 , 并将研究前置到发掘之时同步开展 , 同步进行的还有文物保护和现场保护 , 为此在现场搭建了现代化考古发掘大棚、恒温恒湿发掘舱、现场应急保护平台、多功能考古发掘操作系统等 。 整个发掘工作实现了跨领域联合、多学科融合 , 40家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数字话服务等单位联合攻关 , 考古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古环境学等多个相关领域学者近200人参与现场发掘、科技考古以及文物保护等工作 , 确保高质量考古工作水平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