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空间的构建 |鲁迅

批评空间从来都是知识分子们关心的话题，构建一定的批评空间有利于监督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民主国家的建构。于是，批评空间的构建就显得非常必要，也是社会制度进步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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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前，知识分子们救亡图存，奔走相告，大多具备旧学的底子。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在和列强的战争中割地赔款，促使知识分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但前提仍然是承认晚清政府的存在。批评空间仅限于救国，却不知道所救的是腐朽没落的晚清政府。当时的批评空间并不大，大多都是一些留洋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异域的文明，感觉和国内的文明相差太远，就要想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 ，要学推动“明治维新”的知识分子，通过改革让国家强大起来。不过，清政府日薄西山，留给这些知识分子的批评空间已经不大了。或许，这些旧学根底很深的知识分子从小就接受了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不会有什么反抗的心思。于是，批评空间也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五四”以后，中国并没有完全走入后现代，只是批评的空气自由多了。虽然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有书报审查制度，但对于一些知识分子来说，言论自由的空间还是很大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开始写文章，要“医治”这个社会。甚至陈独秀和李大钊还经常组织工人运动，形成传播马克思主义“南陈北李”的局面。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一个民主政府，虽然有言论审查、书报审查，但对于知识分子的批评空间还是很尊重的。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经常和几个人一起写杂文批评政府。政府方面给了他们一笔“慰问金” ，其实就是“封口费” 。他们几个拿了钱，就应该偃旗息鼓，但是他们一商量，还是认为应该继续批评政府，不然就对不住那笔“慰问金” 。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要发现真理，监督政府的构建，同时还要秉持公平公正的社会良心。但是， “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没有形成新的“批评空间” ，鲁迅用“游戏文章”的形式讽刺国民党的新闻“自由” ， “为自己开创了一点自由的空间” ，但他并不珍惜，也不在意报纸本身的社会文化功用和价值，而且对于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鲁迅在杂文中所表现的是“两极化的心态”————把光明与黑暗划为两界做强烈的对比，把好人与坏人、左翼与右翼截然分开，把语言不作为“中介”性的媒体而作为政治宣传或个人攻击的武器和工具，逐渐导致政治上的偏激化。李欧梵认为，鲁迅的杂文风格与当时的“言论尺度的严紧有关” 。但重要的是他没有将如何“说法” ，如何“说开去”论述清楚， “没有建立一个新的公共论证的模式” ，他的“《伪自由书》对‘批评空间’没有太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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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的“宏伟话语”不太讲究文体风格，因而难以形成一个“批评的空间” ，而只有在这样的“批评空间”里，作者与作者之间，与读者之间能够做理性的沟通，才是建立“公民社会所需求的必要条件” 。可以说，建国以后，批评空间似乎缩小了，而经历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和“文革”之后，知识分子们似乎都禁了口，不再发表什么自己的见解，就连郭沫若那么大的文豪也只会写一些标语口号之类的东西，别的知识分子又能提出什么合理化的见解呢？拨乱反正之后，人们开始寻求自由表达的空间，而政策方面也给了人们很多批评的空间。文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知识分子的春天终于来到了。文学方面不但产生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而且还产生了先锋派文学、寻根文学等派别，思想表达更为自由，也更符合时代的脉搏。不过，随着下岗与下海，人们看到了城市化进程，也知道钱财和权力的重要性，不但要追求钱和权，而且还要对那些权贵们实行监督、批评。经历了一定的事件之后，知识分子们突然认识到，监督和批评基本上没用，权贵们也不接受监督和批评，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比什么都重要，而所谓批评空间的构建基本上都是镜花水月，不切实际的。有时候，批评者还会被扣上一些“莫须有”的帽子，甚至一些无知的网民开始围攻批评者，往他们身上“泼脏水” ，可怕的是无知的网民反而成了被鼓励的对象，成了代表一定思想倾向的群体。如此一来，敢于发声的知识分子也就只能沉默寡言了，甚至根本不会提什么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