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辨伪中的认识误区 |古籍|汉书·艺文志|严可均|孙

【|古籍辨伪中的认识误区】古籍辨伪是对古籍的真伪及其成书年代问题的研究，是文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文献学从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古籍辨伪。被推为文献学鼻祖的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就已关注古籍的真伪问题。刘向《〈晏子春秋〉叙录》云：“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 ”班固《汉书·艺文志》及其自注皆依据刘歆《七略》编纂，反映的是刘氏父子的研究成果。《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文子》9篇，自注：“似依托者也。 ”又著录《力牧》22篇，自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 ”又著录《大》37篇，自注：“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 ”凡此皆指出这些古籍标榜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并不可靠，实为后世伪托古人所著之书。
辩证看待前人辨伪方法
刘向父子之后的历代文献学者，也都很重视古籍辨伪，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辨伪传统。清代考据学兴盛，更将古籍辨伪推向新的高度。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为代表的辨伪研究，在清代学术史中具有重要地位。民国初年，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一方面继承中国古代的辨伪传统，另一方面吸收西方学术理念与方法，由“辨伪书”进而“辨伪史” ，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影响极为深远。
在“古史辨”学派的带动下，古籍辨伪一度成为显学，众多学者参与辨伪研究与讨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毋庸讳言，在疑古思潮的笼罩下，一些学者的辨伪研究过于轻率与激进，对部分古书的辨伪存在证据不足而轻疑轻断的弊病。近几十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研究的推进，学者对先秦古书的成书及流传演变方式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因而对前人辨伪研究中“疑古过勇”的倾向提出质疑。在这种背景下，学界又渐渐兴起“走出疑古”的学术潮流。
“走出疑古”思潮自有其积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但部分学者过于强调“走出疑古” ，也出现一些矫枉过正的不良倾向。一些早有定论的伪书，如伪《古文尚书》等，也常有学者强作翻案文章，却未能合理回应前人的辨伪证据。甚至有些学者对辨伪研究本身抱有某种偏见，有意无意地贬低乃至否定古籍辨伪研究。
比如，关于古籍辨伪的方法，明代胡应麟提出“辨伪八法”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进一步归纳为“辨伪十二公例” ，又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总结为“从传授统绪上辨别”的八法，以及“从文义内容上辨别”的五法。有学者对此逐条批驳，认为皆不能成立。梁启超总结的辨伪方法，几乎将历代学者辨伪的主要方法都囊括其中。如果这些辨伪方法皆不能成立，无异于全盘否定古籍辨伪研究的合法性。但实际上，这些辨伪方法并非不能成立，只是不能孤立运用而已。
以梁启超所说的第一条方法为例：“从旧志不著录，而定其伪，或可疑。 ”这是从目录学角度考察古籍流传的证据，如果一部标榜时代很早的古籍，却在早期的书目中未见著录，当然很可疑，这是古籍辨伪最基本的方法。反驳者却据余嘉锡《古书通例》“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来否定此辨伪方法。这种批驳方式是先将此辨伪方法孤立化、绝对化，然后再论此方法不足以辨伪。这忽略了辨伪方法本身需要相互结合综合运用。 “孤证不立”是考据学的信条，不能孤立运用一种方法辨古书之伪。梁启超之所以加上“或可疑”三字，说明已认识到并不能据此孤证绝对化地辨伪。余嘉锡提出“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后特别声明：“非为一切伪书作辩护也……除海舶传来，石室发掘，断无伏匿数千百年之理。若《古三坟》《子华子》之突出于宋，子贡《诗传》、申培《诗说》《於陵子》《天禄阁外史》之突出于明，伪妄显然，不得并援此例。 ”余嘉锡同样承认梁启超总结的这一辨伪方法的合理性。反思前人的辨伪方法，指出这些方法可能存在的例外，无疑是有益的，但如果简单粗暴地否定辨伪方法，恐怕并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