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院长任鸣去世，生前想拍100部话剧，在人艺看大门也愿意( 二 ) |任鸣|话剧|北京人艺|于是之

27岁进入人艺，两年后连四级职称都没有的任鸣被于是之引入艺委会；进入剧院的第7个年头，这个连科员都不是的小毛头一跃成为人艺副院长时，他刚刚从导演助理、副导演、联合导演一路走至独立执导，并以《北京大爷》有了点小名气。他庆幸自己曾历经曹禺、刘锦云、张和平三任院长，并与朱琳、于是之、林连昆、郑榕等艺术家都有过合作。曾经被艺术前辈欣赏提携，任鸣自己也养成了独到的阅人眼光，他会为没能留住人才而遗憾，如今人艺的多位青年领军也是他一手挑进剧院的， “人艺需要才华，这是一个姿态。 ”除了才华，任鸣说， “人艺也不应只为了票房，人艺话剧的高度就是中国话剧的高度，全国可以有很多院团做商业戏剧，但人艺必须艺术至上，因为这里更多承担的是戏剧和文化的传承，这个焦点不能模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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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没有太大用了，哪怕让我在人艺看大门我也愿意
很多年前，任鸣的第一个副院长办公室最早的主人是焦菊隐，当时这个里外间中里屋的主人是于是之，外屋则是林连昆，但由于两人都有病在身，任鸣被允许使用桌面，但不能动抽屉里的东西。 “我当时拉开抽屉，里面有很多于是之的旧物—眼镜、放大镜、稿纸，很凌乱，但我能够感觉到这里的气场。 ”在他看来， “如果说有梦想，那么我的梦想在27岁进入人艺当导演那天起就已经实现了。 ”当年在“艺委会” ，当着于是之、郑榕、蓝天野、苏民等人，任鸣曾经不敢说话，到被于是之点名“听听孩子怎么说” ，以致剧院将三次为外国导演当助手的机会都给了任鸣，直到1991年《海鸥》首演后的庆功会上，有些微醺的于是之对他说：“来，我和人艺的未来干一杯。 ”任鸣说， “能力我不敢说，但我敢对是之老师说：我做到了忠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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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任鸣做了太多的主流戏剧，人们甚至不再用“才华横溢”来形容他，对此任鸣并不争辩， “我从小受的就是精忠报国的教育，如果赶上战争，我一定会上战场。在大是大非面前，我权衡的是最高利益。我做事有原则、有底线。那年《我爱桃花》去意大利演出，赶上汶川地震，我的行李已经上了飞机，但是剧院电话来了，我二话没说让工作人员把我的行李从飞机上拿了下来，赶回了剧院。 ”那些年，他也有按照自己兴趣去做的戏，比如《知己》、《我们的荆轲》、《梵高》，还有很多事都是因为剧院需要，他曾经说， “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没有太大用了，哪怕让我在人艺看大门我也愿意。 ”
任鸣有这样一句自我点评：我的性格适合现实主义。就如同《天堂电影院》，儿时接触现实主义作品的经历决定了他后来的艺术选择。他常说：深刻不一定就要批判现实，批判现实有时反而显得功利，人性的深刻才是永恒。
艺术家不朽，因为作品永恒……
文/北京青年报采访人员郭佳
摄影/北京青年报采访人员王晓溪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