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顶硬上：民国笔记中广东人的“硬”气( 二 ) |民国|顶硬上

但是，请别误会，这种“硬”气只会使招待更周到，而不是口惠而实不至：“在他们硬棚棚的性格中，对待客人，倒是唯命是听，没有一些儿不周到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叫唤他们，是‘伙计’而不是‘堂倌’ 。 ”（春申君《上海讲座：广东菜在上海》，《上海周报》1933年第1卷第20期）观察的确非常到位。一方面，广东的侍者之所以表现出“生性硬绷绷” ，在于他们“不专巴结小账” ，另一方面，不能叫他们“堂倌” ，因为这些“伙计”大都是广籍， “广东音的‘伙计’如同上海音的‘镬盖’相仿。他们愿做‘盖’而不喜做‘官’ 。 ”（老飱《粤菜馆与宁波菜馆》，《上海生活》1938年第2卷第1期）
也有人观察到广东人性情灵活柔软的另一面，但毕竟是相对于“硬”而言的：
说了半天，徽馆生意不佳的本命星君，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吃了大价钱没有面子？我现在借箸替徽馆画策。第一，广东馆不是也卖大洋的么？然而嘴里虽然硬功夫硬碰硬，事实上可软下来了，从徽菜那种大馆子起，到宵夜馆止，都改售小洋了。碰硬碰的广东馆尚且临盆，徽馆就不好临临盆么？（开末而《对于吃徽馆的意见》，《大常识》1928年第2期）
二
广东人这种“硬”气是如何形成的呢？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当与其绵疆峻岭的自然环境，以及远离朝廷仕进不易社会历史有关。甲午恩科进士出身，入过翰林，官至安徽提学使，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专述著述的广东东莞人张其淦(1859年-1946年)在《岭南名臣序赞》中说：“绵疆峻岭,代有伟人；文川武乡，常产贤哲。 ”而晚近以来，梁启超在《袁崇焕传》中在力表彰的东莞人袁崇焕，就是这种绵疆峻岭所产“硬”气人物的最佳代表：
“吾粤崎岖岭表，数千年间，与中原之关系甚浅薄。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自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崇焕其人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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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爱国将领袁崇焕像。
根据陈序经教授及耶鲁大学萧凤霞教授的研究，袁氏出生疍民之家，占籍广西藤县得中进士，其后来为国干城所赖以从故乡招募的子弟兵，大半也是疍民， “丢那妈，顶硬上” ，这句始自疍民的粤谚，也成为他所率部队的“冲锋号” 。
同是出自珠三角地区疍民之家的晚辈音乐大家冼星海，不仅从不以出身为讳，还将疍民最著名的民歌《顶硬上》谱曲演唱，自署作曲人，作词人则径署其母黄苏英，自豪之情，沛然可见。此后，无论何时何处，冼星海演唱此曲，第一遍必用广州话，寄情之深，溢于言表。可以说，袁崇焕与冼星海，不仅是疍民精神的一种象征，也堪为岭南精神的一种象征。所以冼星海在后来的创作中，将这种“顶硬上”的精神不断升华，升华为岭南精神，升华为民族精神，诚如其所作《民族精神》所唱：
“几大就几大，大家顶硬上！疏兰，尽地一煲！丢那妈！挟山超海虽空话，死命拥挤奈我何？珠江水长，五岭山高，我们靠着那只要吐口气，天地撞破、撞破、撞破，丢那妈！怕什么？”（陈铭枢作词，见《冼星海全集》第二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按：“疏兰”当即“晒冷”之意，粤语中玩沙蟹（Show Hand）赌博时的一种下注方式，指将手上全部筹码都作为赌注，一局定生死，引申为豁出去的意思。 “尽地一煲”则是决绝、最后一搏之意，合而言之，即不要苟且服软，宁愿犯傻气顶硬上拼力一搏。而将“丢那妈”这种“粗口”写入以《民族精神》为题的歌词中，也可视为广东人“硬”气的一种特殊表现吧；其实也早有人用“丢那妈”来指代“广东人”了：“上海人之喜欢吃广东菜者，除旅居在上海的“丢那妈”以外，其他的一般人，可说是同有此好……”（春申君《上海讲座：广东菜在上海》，《上海周报》1933年第1卷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