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流水井、大小马站书院群：书声夺市声( 二 ) |岭南金融博物馆

合族祠书院主要用途有三,1,应试。逢乡试、会试之年,为各房子弟赴省或赴京应试提供住宿及修习备考的地方。 2,供奉祖先牌位、举行春秋祭祀和颁胙仪式。 3,各房因公晋省(侯委、纳粮、诉讼)暂寓之用。
由此可见,合族祠书院虽无讲学功能,但当年赴省城参加府试和乡试的宗族子弟,都住在这些宗祠书院里,考完试以后,又在书院里等候放榜,可以说这里的一砖一瓦与教育、科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那为什么这些合族祠书院会集中在北京路一带?饶原生解释说:“清代贡院在今天的越秀中路,学政衙门在今天的西湖路。而合族祠书院主要是为应试族人服务的,那么选址多会围绕在这一带。有点像这些年兴起的高考或考研时的考试房,自然多集中在考点附近。 ”
与商品经济发展有一定关系
广州合族祠书院的兴起,与清中叶逐渐走向繁荣的商品经济有着一定的关系。
据《众人太公和私伙太公:从珠江三角洲的文化设施看祠堂的演变》一文:“祠堂之能普及民间,盖起源于朝廷的倡导,而其主要原因则是由于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度同商品经济互为表里,才得到充分的发展。它们通过务贾来增强宗族的经济实力,在强大的经济基础支承下,又通过业儒来跻身仕途,谋求社会地位。双重追求,两者互为补充。而通向功名利禄的‘正途’惟有读书,接受教育。 ”
根据《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清代以来的广州合族祠研究》,广州的合族祠书院大都建自清康熙年间及以后。当时,广州商业繁华,商品流通及人口移动频繁,到广州参加乡试的各地士子不断增长。省内各姓纷纷联络本县多个同姓宗族,或联络数县、数十县姓宗族,彼此以“房”的名义合资参与,在广州城买地买房建立宗族背景的姓氏书院,作为各地本姓子弟应试和因公晋省暂寓之所。
苏慧颖则介绍,据同治《广州府志》记载,自康熙以来,贡院号舍不断扩增,“贡院号舍的增多,表明科举应考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亦表明社会群体希望通过‘业儒’来跻身仕途,谋求社会地位。远离省城的边缘宗族为应对科举应试的需求,而不得不在广州城内寻求落脚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催生了合族祠。 ”他说。
庐江书院内现保有12通石碑。从刻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的《房份次序碑记》、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重修庐江书院碑记》中可以看出,庐江书院的收入主要来自宗族的捐献、其名下的物业租金及店铺的收入等,而这些收入主要用于房屋的修缮、祭祀设施的修筑等。
谈及合族祠与商业运作之间的联系时,苏慧颖特别提到一通“还我尝业”碑。碑文主要讲述了何家子孙何玉衡在担任族产协理期间,私自将族产六间商铺抵押变卖给张氏,何家后人通过法律诉讼,终于拿回了族产的六间商铺。
通过对碑刻的释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管窥合族祠的经济信息。 “‘尝业’也称尝产,俗称‘公尝’,是同一家族或宗族各房共同占有的公共财产。 ”苏慧颖解释,“庐江书院的日常运作,除了管理宗祠本身之外,还涉及到一定数量的经济产业,所以置业和管业也是主要的经营活动。在置业层面,一旦积蓄稍有宽裕,宗族会马上置业出租收取利益。由于涉及到的是共同财产,所以置业时,必须要求各房主人同意或共同参与。但是,为了提高运作效率,宗族会选举‘值事’‘协理’‘任事’等负责‘尝业’的日常管理和运营。何玉衡便是在担任‘协理’期间,利用职务的便利,私自变卖‘尝业’,因此引发了族人争讼。 ”
在饶原生看来,庐江书院经过200多年的历史,在2019年成为华南地区首家综合性金融博物馆,内在亦有联系。 “广州作为千年商都,金融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而能建合族祠书院的多为广府的名门望族,说明经济条件好了,就希望子孙博取功名。俗话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读好了也可以更好地做生意。 ”饶原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