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刊|频频被抵制的书籍：“取消文化”是欧美出版圈的危机还是转机？| 文化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等多家媒体报道，英国知名儿童作家伊妮特·布莱顿（Enid Blyton）的作品近期被指控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立场。英格兰文化遗产委员会（English Heritage）随即在官网更新了这名作家的简介——近一年以来，这类新闻似乎早已并不新鲜。
时间倒回到去年的7月，一封由福山、乔姆斯基、J.K.罗琳等文化名人签署的《论公正和公开辩论》的公开信于哈泼斯杂志刊登。（乔姆斯基、福山、J.K.罗琳等文化界人士发表联名信，抵制抗议走向过激化）这封公开信直指因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美国社会抗议运动已经出现过激化倾向，对“政治正确”的过度追求让文化界感受到空前的审查压力，许多学者、作家都因自己的作品涉嫌冒犯少数族裔、社会弱势群体而遭到指控。作为回应，The Objective于同月10日刊登另一份针锋相对的公开信。信中批驳了哈泼斯公开信，并捍卫了当下抗议活动的必要性，认为这是一次对美国文化中持久存在的结构性不公进行的系统性反思。
这次争论作为西方文化界过去一年中的标志性事件，让“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一词进入了舆论的视野，并成为许多争议性文化事件中辩论双方争论的核心话题。一旦涉及到有关“取消文化”的讨论，质疑者举起捍卫出版自由的旗帜，支持者则指出言论本身也可能对他人造成侵犯。似乎辩论双方均可挪用“自由”这个意指模糊的词去论证自身的立场。
近一年的时间里，从彭斯、特朗普这样的美国政要，到斯蒂芬·平克这样享誉全球的知名学者，再到伍迪·艾伦、J.K.罗琳这样的公共文化人物，都曾卷入过出版领域“取消文化”的旋涡。今年4月，Medium的一篇文章，甚至将“取消文化”视作后疫情时代西方出版界必须正视的未来趋势之一。
我们该如何看待一系列的书籍抵制运动在出版界扮演的角色？出版圈的“取消文化”是否言过其实？今日读刊，书评君和您分享、评述有关这一议题的相关观点。
撰文 | 刘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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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又成为了被抵制的对象？
围绕出版物开展的抵制与指控常常与西方社会的身份政治相联系。与伊妮特·布莱顿类似，今年3月，同为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的“苏斯博士”（Dr.Seuss,本名西奥多·苏斯·盖索）的六部作品因为被指控包含种族歧视内容而被出版社召回。（苏斯博士作品被召回，他是“取消文化”的受害者吗？）除了种族问题，性别冒犯也是该类争议中经常出现的焦点。因《哈利·波特》享誉世界文坛的英国作家J.K.罗琳去年6月也曾因为在推特上发表有关跨性别者的言论而遭遇大范围的批评，甚至惨遭哈利波特粉丝的社区“除名”。（被哈利·波特粉丝网站“开除”，J.K.罗琳是“自食其果”吗？）
据Bookseller去年的报道，当时的罗琳在出版方面也遭遇过麻烦，受到指控时，恰逢她彼时的新著《伊卡伯格》推出，该书出版商哈歇特（Hachette UK）中的五名员工在一次集中会议上明确表示了对罗琳的抵制，并表示“不愿参与”该出版项目。不过，最终哈歇特还是完成了该书的出版计划。

文章插图
罗琳最初引发争议的留言。
由于少数族裔话题、性别问题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常常被界定为“政治正确”的敏感区域，对在类似问题上存在争议表达的作者存有警惕一直是文化界的传统。2019年，《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就观察到，近十年来，以往在电影等领域存在的“道德条款”开始被Simon & Schuster、HarperCollins等大型出版商引入到他们自己使用的标准图书合约中，用以提防作者的不当言论可能给公司带来的风险。文章引用了出版业巨头企鹅兰登书屋的话：“作者过去或未来的行为与作者在本协议签署时的声誉存在的不一致，可能导致针对作品的持续而广泛的公众谴责，这将从根本上削弱作品的销售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