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刊|频频被抵制的书籍：“取消文化”是欧美出版圈的危机还是转机？| 文化( 二 )

2018年，出版商 Condé Nast制定了类似的“道德条款”，规定如果签约的作者“因言论成为公众声讨、蔑视或是投诉的对象”，则公司可以选择与其终止协议。《纽约时报》不无担忧地评论，“在一个‘ Twitter 暴民时代’，冒犯读者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写作过《黑暗的左手》的美国知名科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LeGuin）就曾对类似的条款深恶痛绝。2011年，面对Harper Collins的类似条款，她专门写作了一篇虚构的讽刺信发布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上。
另一些作品即使并不涉及敏感议题和争议性言论，也因作者的身份或是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而遭遇抵制。去年3月，《卫报》报道了哈歇特宣布暂停伍迪·艾伦回忆录的消息。（伍迪·艾伦性侵疑云再起：艺术家就能免于道德指控吗？）由于涉嫌性虐待女儿迪伦·法罗，这名导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深陷舆论旋涡，他也始终否认这项指控。哈歇特的一位匿名工作人员告诉《卫报》，虽然他们尊重每个人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但作为一家公开的、有影响力的出版平台，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他们不应给艾伦一个包括营销、宣传在内的立体平台，让他讲自己的故事。不过，该书后来还是改换门庭得以出版。与艾伦类似，今年4月，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布莱克·贝利（Blake Bally）因强奸指控，其作品《菲利普·罗斯传》随即被停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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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迪·艾伦和前女友法罗。
与这两位事件的主人公相比，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前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出版方面遭遇的抵制则有着更为广泛的政治意义。按照惯例，每一任白宫的主人都会在离任后留下自己的回忆录。然而，特朗普“独特”的行事风格和理念，却让出版他的传记成为了烫手山芋。卸任后，号称在写一本“万书之王”的特朗普被美国出版界的许多知名人士称为“很难出版”。出版商Javelin的总裁基思·厄本（Keith Urbahn）更是表示，出版特朗普的传记带来的麻烦“可能远超过收益”。无独有偶，虽然美国前副总统迈克·彭斯与Simon & Schuster签订了出版自传的合同，但据《出版人周报》报道，这次合作遭遇美国出版界业内人士的广泛抵制，Simon & Schuster的200多名员工甚至自发联名抵制这份金额高达七位数的合同的推进。
针对两位前美国领导人作品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美国社会表达政治不满的途径，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印度。近段时间疫情的失控让印度总理莫迪备受指责，他由企鹅兰登书屋再版的旧书《考试勇者》（Exam Warriors）也遭遇了印度作家们的强力抵制。印度著名作家Pankaj Mishra 和 Arundhati Roy认为莫迪在书中所写的通过考试改变自身命运的“励志经历”充满谎言，“莫迪的学位是一个未解之谜，他说自己28 岁时通过函授获得学士学位，并在古吉拉特邦一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但其实那里从来没有提供过他说过的那样的课程。而所有针对这些学位真实性的检验都被各方势力阻挠。”当然，抵制不仅针对书中内容，还直指企鹅兰登书屋不应支持一位“镇压出版自由”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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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莫迪遭到抵制的再版书《考试勇者》（Exam Warr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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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文化vs出版自由
“边界”究竟在哪里？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这一措辞常常出现在出版商应对类似指控时的官方回应中。对于他们来说，做出向公众、舆论让步的决定意味着一次对自己坚守的“出版自由”的质疑。
而对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我们来说，看到这些新闻，有时甚至也难免觉得这些抵制出版物的理由有些“小题大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