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肩|几乎比肩周公的春秋第一位国君：称君非我所愿，争雄力有不逮( 三 ) 周公|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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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翚向桓公告密挥惧子允闻而反诛之，乃反谮隐公于子允曰：“隐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图之。请为子杀隐公。”子允许诺。--《史记.鲁世家》两个小人一个从求贵变成自保和邀功，一个从小缺乏安全感且心胸狭隘，他们一拍即合，很快定下了谋杀哥哥的阴谋。十一月，公祭钟巫，齐于社圃，馆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不书葬，不成丧也。--《左传.隐公元年》羽父预先得知隐公将要祭祀钟巫并住在大夫寪氏家里，就派人在寪氏家里刺杀了隐公，同时匆匆里桓公上位，将寪氏当做替罪羔羊而族灭之，用以掩人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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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不书葬，不成丧也”说的是《春秋》上没有记载葬礼，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在于隐公毕竟不是正式国君，鲁国也没有按国君的规格正式为隐公举行丧礼。另外按照《春秋》的惯例，国君被弑，而弑君的坏人不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认为就像没有臣子一样。隐公之死的确很凉，如果没有谥号也就罢了，周公当年也没有来自王室的谥号，却被弟弟不依不饶地追赠了一个“隐”字。继任者没别的意思，只是为了体醒鲁国臣民：哪怕你们都喜欢他，那也只是一个山寨货而已。隐公死后，狼狈为奸的公子翚和鲁桓公很快败坏了鲁国的未来，种种违背世道人心的举动让堂堂的礼仪之邦成为斯文扫地的笑话。“元年春，王正月。”这是《春秋》的第一句话，这是隐公摄政之日，却没有“公即位”三字。孔子的目的一是痛惜隐公不智的宽仁，二是以此垂教于万世，以便后世了解隐公“好行小惠而失大体”的过错。要比肩周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本人也从没敢想过。论时代，一个新朝初定，百废待兴，一个天下初乱，积重难返；论地位，一个身兼三公和国君，一个不过是个代理国君；论身份，一个是周天子的嫡亲王叔，一个是鲁国幼主的弟弟；最要命的是性格，一个果敢刚毅、杀伐果断；一个宅心仁厚，谦恭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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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前者助兄翦商、平定三监和制定《周礼》的伟业，是姬息姑不可能完成的目标，他能当的也就是鲁国的周公而已。同样是主少国疑，代为摄政，一个功成身退，流芳千古，一个却被弑身亡，空留遗憾。因为未能坚持到最后，所以后世的盖棺定论也就有了不同音：有人说他栈恋权位，有王莽之心，更多则是同情，清者自清，何须自证？笔者则认为：他只是个误入风谲云诡的老实人罢了。笔者不想用“礼崩乐坏”来形容鲁隐公的逝去，《周礼》只是道德的繁文缛节化，优秀的品质不会因为时光的推移被抹去，这是赤裸裸的谋杀，更是卑鄙对美德的胜利。“隐闻晕之言，不能诛晕而让桓，是隐之过也。东坡尝惜其不敏于智矣，然犹失之仁柔。”--《左传分国集注》卷一《隐公居摄》因为隐公宅心仁厚、谦恭隐忍，他拒绝了公子翚“合理”的建议，也因为此他以己度人，未能及时察觉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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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左边的字，到底是福还是祸？然而鲁隐公之死，并不仅仅在于未能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他人，政治能力本身就不足，不但不知如何约束下属，更不知如何保护自己，这些都是悲剧的根源。换而言之，在春秋这样的大争之世，品德高尚的君子显然不适合这个时代。唯有杀伐果断、恩威并施，方能驾驭臣下；唯有长袖善舞、两面三刀，方能纵横捭阖；唯有见风使舵、暗藏城府，方能保全自我。笔者读《春秋》的困惑并不在于孔子的微言大义和现实黑暗，而是看多了假仁假义和口是心非，对于真正的正人君子反而不习惯了。在史册上，一心想着壮大鲁国和归政隐退还是得到了他想要的墓志铭，先秦的史官将他的事迹秉笔直书，也承认了他鲁国国君的地位。虽然道德以外的东西都比不了周公，但也算是求仁得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