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京|清代京官到底有多穷？一张纸揭露清官年收入清代

“做官难，难做官，想做清官是更加难，一件官衣度日艰，两袖清风熬饥寒。”这是电视剧《济公》里的一句台词，却形象道出了做官的难点。古代做官为什么难？如若不想做清官自然不难，难的是要做清官。在清代，尤其是做京官是相当艰难的，因为什么？低薪制度让京官叫苦连天，却又无可奈何。抛却历代来讲，单从清代来看，便很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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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批复奏折
康熙八年，监察御史赵璟给皇帝写了一份奏折，专门对在京官员贫穷生活进行了诉求，他指出，京官的薪资连普通温饱都难以为继，加之各项支出庞大，因此希望皇帝给这些官员增加薪酬。然而建议最终被搁置。
到了雍正时期后经过研判，最终决定实行耗羡归公，并且给地方官额外增加养廉银，京官也开始实行“恩俸”即双工资制度，但是涉及层面并不广泛。真正让京官普遍得到福利的是乾隆时期，无论级别高低一律按照原来俸禄加倍发放，仿佛让京官过上了经济实惠的生活。
其实不然，此后的京官依旧穷困。还是因为京官的支持相当庞大，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场潜规则的各种场面应付，甚至也可以解读为是官场潜规则的盛行导致了京官的钱不够花。其中，礼尚往来必不可少。不同的是，京官尽管收入不高,但礼数最多，面子功夫必须做足。像必不可少的三节两寿，座师、房师加一起，一年下来，没有百八十两银子肯定不行。过去有一首诗说:先裁车马后载人，裁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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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装点门面的物件一个一个裁撤，维持不得已的生计。
此外还有长官、上司，同乡、同僚的礼数更不能缺，这是一笔相对更大的开销。这其中还包括官员的仆役、轿夫、门房的门包、门茶，一样也不能少，因为官员在过去所使用的人，都是自己花钱雇来的，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临时工”。
虽然是临时工“，但是本衙门的众多茶房、皂隶、仆役，也要按节犒赏。在北京的一个严冬季节，李慈铭穷得把自己的皮大棉袄送进了当铺，因为必须给轿夫、仆役赏钱。这是京官始终要保持的身份和体面。有趣的是，此前做京官的曾国藩因为穷困而被下人看不起，干脆主动“炒了曾国藩的鱿鱼”，让曾国藩相当尴尬气愤，因此还写了一首《傲奴诗》，最后却不得不承认：“谁知傲奴乃过我”。连个奴子都比我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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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日记
除送礼之外，京官生活中另一大花销是请客吃饭。
京官生活的一大特点是安闲的“稳定”。许多衙门的作风是“官不理事”，只有初一十五点卯，所以有大量时间可用于酒食嬉戏。京官又生活在一张同乡、同门、同僚编织起来的大网之中。一个官员要遵守官场的游戏规则，他才能生存下去，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圈子文化。为了维持自己的人际关系网，需要不停地联络聚会。每年必不可少的聚会吃饭是新春各部院的团拜，往往每年轮值一二人承办，大摆宴席，延请戏班，价格不菲。除团拜外，平日也是日聚宴。
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赶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就是说你当官的圈子丢了，以后的所有人脉都将断绝，这种情况对于热心功名的人来说后果确实相当严重。因此京官生活的特点是政务不多，各种娱乐活动却相当繁忙。因此每至夜则车马盈门，灯红酒绿。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经常提到的饭店名则有“聚宾堂”、万福居''、“便宜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