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得深的大英博物馆，是文物的殿堂还是地狱？博物馆

“英之为此，非徒令人炫奇好异、悦目怡情也。盖人限于方域，阻于时代，足迹不能遍历五洲，见闻不能追及千古；虽读书知有是物，究未得一睹形象，故有遇之于目而仍不知为何名者。今博采旁搜，综括万汇，悉备一庐，于礼拜一、三、五日启门，纵令士庶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用意不亦深哉！”这是晚清思想家、教育家王韬在《漫游随录》中写下的话，他在1867年至1870年间赴欧洲旅行，曾去大英博物馆参观。
王韬指出了现代博物馆的本质，即：只读书不见实物，不能“广其识” 。但和早期启蒙思想家一样，见新事物，只会哲学分析，不会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看问题，落入自圆其说、倒果为因的窠臼。
大英博物馆自1753年建馆， 1759年对公众开放，直到1876年，普通人想进入，需4月提交申请， 8月才得反馈。时人称：“参观大英博物馆的可能性，比进天堂还难。 ”直到开馆百余年，才较宽松，恰好被王韬赶上。
王韬意识不到，大英博物馆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广其识” ，而是为塑造帝国价值观服务。只是随着大众文化成为主流，大英博物馆早期的残忍性、掠夺性才有所收敛，因藏得太深，让人误以为它一出生就是干净的。
对于大英博物馆，既要看到它是文明的殿堂，保存了许多珍品，也要看到它是一座文物的监狱，大量展品带有原罪。近日，网友自拍网络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揭开大英博物馆被隐藏的另一面。

▲大英博物馆藏《三菩萨壁画》（图片来自北京晚报）
有博物学无博物馆
博物是科学诞生前的学术。
博物通过观察、分类、逻辑总结等展开研究。与科学不同，博物无实验验证，实用性差，但研究范围更广，方法更自由，更契合人类求知的天性。达尔文、林奈、法布尔等都是博物学家，非科学家。
科学将人类带入现代社会，但科学日渐精专，普通人被屏蔽在外，失去了对知识的兴趣。所以现代人不再关心小区中有多少植物，它们何时开花、何时结果，这些植物下有什么昆虫……
古代中国涌现出许多博物学家，如李时珍、宋应星、沈括、洪迈、葛洪、张仲景等。
一方面，商业推动了博物学进步。明代富豪为争社会地位，大事收藏，比如项元汴藏画，故宫博物院藏古代书画共4600余件， 2190件出自项家旧藏。印章收藏、书信收藏、文玩收藏等，皆巨商推动而成风气。
另一方面，人类天生对世界感到好奇，希望了解它，这是基本人性。
然而，经学传统抑制了博物学的发展。经学强调死记硬背、反复练习，以最大化保存传统文化成果。博物学强调的融入自然、快乐为本、独立观察等，被视为“荒疏”和“嬉” ，遭到否定和约束。
此外，历代统治者对商人充满警惕，刻意抑制。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 ”类似规定很难长期贯彻，但有吓阻作用——巨商多低调，藏品轻易不外露，更不敢向公众展示。所以，中国博物学始终未得充分发展，亦未能内生出博物馆文化。
人人谈博物因为能发财
欧洲早期情况与古代中国近似，直到16世纪，才有改变。
据学者易丹妮的《欧洲早期博物馆的兴起：背景与历程》， 1540年，佛罗伦萨共和国（今属意大利）执政者科西莫一世·美第奇将长老会议宫改建成私宅，多个房间用来陈列藏品。 1560年，他又迁到别处，便将长老会议宫改作“古物所”（1581年改建完成），后成画廊，以培养为贵族服务的艺术家。直到1769年，它才对公众开放，此即现代博物馆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