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我们的土地》：“活着的过去”中藏着未来的答案(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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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供图，绘制：吴元瑛。
重组可分为两点，其一是想象历史，其二是反思历史。前者使富恩特斯不失“魔幻”的本色，后者是《我们的土地》的标靶，但最关键的还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以想象的方式反思。
历史人物的“轮回转世”
《我们的土地》对历史的想象使人想起朱利安·巴恩斯的《10 1/2章世界史》或唐·德里罗的《地下世界》，这三本小说均是对历史的“片面性和或然论”（赵德明《20世纪拉丁美洲小说》）的强调。巴恩斯的小说包含了对诺亚方舟故事的十次改写，德里罗尝试申明的是被掩盖在1951年的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1963年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1969年阿波罗11号飞船登月等众多历史事件背后的“平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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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萨尔、富恩特斯、路易斯·布努埃尔
与这两本小说相比，《我们的土地》要更进一步：它既不似《地下世界》那样只满足于对当代美国史“拨乱反正”，也要比明显带有后现代嬉戏色彩的《10 1/2章世界史》更富阐释历史的雄心。这一阐释起于虚构，标靶又远超虚构的界限。富恩特斯的宏观设计是，在“长时段”的范围内，虚构出一种并未实现的历史的可能性，然后让这种可能性在所谓的历史真相的水平线上上下浮动，以之检讨实际发生的历史的教训；但为了在一部人物并不算多的小说叙事中兑现这个设计，作者又在微观上践行着一种被昆德拉称为“埃施就是路德”的写作手法。
埃施是赫尔曼·布洛赫的小说《梦游人》的主人公之一，昆德拉由布洛赫书中的一句话（“埃施是个反叛者，正如路德曾经也是。”）进而联想到了《我们的土地》：如果说布洛赫是以虚构人物埃施与历史人物路德的相似性来照亮前者，那么在四十余年后，相似性的类比原则就在富恩特斯手中变成了同一性的对等原则。
昆德拉在许多文章里都谈到过这一点：“我们是在不断玩着历史游戏的同一批人。历史的连续性不仅属于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而且也属于演员相同这一事实。”“从路德到埃施的这段历史就仅仅是一个人物的生平……而整部历史就只是几个人物的历史……他们共同穿越了欧洲的数个世纪。”有赖于这一奇特的写作手法，富恩特斯得以从容地将两千余年的人类历史想象为几个真实历史人物不断的“轮回转世”并且不断相遇的故事。“轮回转世”是拉美原始神话的重要组成，但在这里它转喻为一种历史视域内的激进的魔幻现实主义。
活着的过去与循环的历史
与《梦游人》如出一辙，《我们的土地》也由三部分构成：一、旧大陆；二、新大陆；三、另一个大陆。它们分别对应着作者着力描写的三个地方（欧洲、美洲与乌有之地）与三个年份（1521、1492、1598）。旧大陆意指西班牙帝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殖民帝国，西班牙在1521年达到鼎盛，其标志是征服了历史上的阿兹特克帝国，使墨西哥自此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但这一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也值得一提，即卡斯蒂利亚的城市公社起义遭到镇压。因此，尽管1521年在史学界被认为是西班牙帝国黄金时代的元年，在《我们的土地》中却被富恩特斯描写为这个帝国走向衰败的起点。
帝国衰败的象征被他更为具体地落实在了三个人物身上。这三个人“每只脚有六个脚趾，背上有肉十字”，且他们都在灾难角被发现。第一个海上遇险者是费利佩一世与费利佩二世的妻子伊莎贝尔的孩子，日后做了伊莎贝尔王后的情人；第二个海上遇险者是费利佩一世与母狼之子，被发现后成了费利佩一世妻子“疯女王”的随从；第三个海上遇险者是费利佩一世与妻子的仆人塞莱斯蒂娜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