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三星堆：考古学揭示的古代区域性文明( 二 ) 考古发现|墓葬|殷墟|青铜器|三

如此多样的认识在考古研究中并不多见。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三星堆出土的遗物类别丰富、独特，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们现有的知识范围。其次也在于研究方法存在巨大差异。比如是否设置了成都平原青铜时代开始年代的前提，进行比较研究时是否充分考虑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考古材料的可比性，断代是从实物入手还是以文献或传说作为出发点，不同的方法都会导致不同的年代认识。对于器物坑和遗物性质的判定更取决于方法，如果缺乏综合的考察而仅由一类或几类遗物来得出结论，或者假设缺乏实在的证据，都会使解释出现无限多的可能性。在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的关系上采取不同的立场，也会带来不同的结论。
祭祀器物坑的内涵
确定三星堆出土遗物的年代是开展其他研究的基础。三星堆1、2号坑的出土遗物中，青铜容器年代特征明确并可以和其他区域的青铜器相比较，因而可由青铜容器入手，进而判定其他共出遗物的年代。比如，1号坑中的青铜瓿和盘可以和殷墟妇好墓的同类器相比较，龙虎尊也见于安徽阜南；2号坑的大口尊和罍在长江中游发现较多，它们源于殷墟青铜器。据此可以认为三星堆青铜容器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时期。三星堆的顶尊人像和“神坛”上也有尊，这类铜器也与大口尊属同时。由这样的方法，可以确定三星堆器物群的年代为殷墟早期，三星堆文化作为一种青铜文化，起始年代约为公元前13世纪中叶。在三星堆遗址及其附近，还出土过年代更早的青铜牌饰等零散铜器，但它们可能是从外地传入而非当地生产，也未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因此，三星堆祭祀器物坑铜器群的出现应是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开端。三星堆遗址并不都属于三星堆文化，而是跨越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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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6号“祭祀坑”出土的玉刀。新华社发
关于器物坑和出土遗物的性质，解释并不求一致性，但要有合理性和可靠性。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应能就各类遗物、各种现象得出明确而且一致的解释。三星堆1、2号坑的出土遗物虽然纷繁复杂，但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别。第一类为象征性器物，用来表现崇拜和祭祀的对象，代表性器物如1号坑的金杖、青铜龙柱形器，2号坑高大的铜树、形象的太阳形器、复杂的眼形器、数量和形态众多的鸟、写实的公鸡等。第二类为表现祭祀场景、祭祀活动的器物，如“神坛” 。由顶尊人像、执璋人像、铜树下的跪坐人像可知，两个坑中的各类人像基本属于同类器物，它们的共同点是或立或跪，手中握物或呈握物状，正在进行祭祀活动。第三类为祭祀用器，包括青铜容器、各类小件青铜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
三类器物表达了两个主题：一是王权，1号坑的金杖就是王权的象征物。二是以太阳崇拜为主的宗教信仰。2号坑最大的神树高达4米，无疑是2号坑器物群的核心。很多学者都相信神树表达的就是《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的扶桑和若木，表现太阳的东升西降。据铜树上的9朵花和9只鸟，以及鸟负载太阳飞行的观念，众多的鸟也象征太阳。2号坑中还有太阳形器、寓意光明和黑暗的眼形器和眼泡、日出啼叫的雄鸡。由此再扩大考察的范围，2号坑中的鸟身人面像、鸟足人像、凸目面具，以及带太阳纹、鸟羽纹、眼睛纹的铜器，可能都相关联，所有这些遗物都表达了太阳崇拜这个共同主题。人们通常将1、2号坑的出土物放在一起讨论，实际上两个坑的出土物在类别上明显不同，2号坑铜器上常见的太阳纹、鸟羽纹和眼睛纹也完全不见于1号坑。差异即在于两群器物表达的是王权和神权两个主题。但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原本可能存在于宗庙、神庙中的器物何以会被毁坏和埋藏。正因为不确定埋藏的原因或者埋藏过程中是否有祭祀行为，但埋藏物都是祭祀用器，所以笔者主张称这样的坑为祭祀器物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