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三星堆：考古学揭示的古代区域性文明( 四 ) 考古发现|墓葬|殷墟|青铜器|三

三星堆和金沙两地的遗物，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陶器等，器类、形制、纹饰都基本相同，说明制作它们的知识和技术相同。制作青铜器和金器还都使用了较为少见的锤打技术，在锤打的金属制品上錾刻、彩绘图案。两地的房屋类型均以带基槽的木骨泥墙建筑为主，还有夯筑的大型高台建筑，以及不见于成都平原相邻地区的干栏式建筑，可见建筑技术完全相同。两地的城址、建筑、器物坑和几乎所有的墓葬，都是西北—东南向，或者东北—西南向。这与商周文化的建筑方向不同，而与成都平原的地理环境相关，即平原两侧平行的山脉为东北—西南向，平原内的河流为西北—东南向。两地还有相同的生业和经济形态，均以稻作为主。
两地的文化拥有相同的价值体系，最重要的证据就是贵重物都出自祭祀遗存，它们的使用背景、类别、功能均相同。金沙遗址梅苑祭祀区出土的大量遗物同样为三类：象征性器物有带鱼鸟图案的金冠饰、太阳神鸟金饰、铜鸟、金或铜的眼形器等；表现祭祀活动的器物有头戴太阳冠的立人、组合在一起的石人与石虎；祭祀用器同样是小件青铜器、玉石器和象牙，其种类和形制与三星堆的祭祀用品完全相同。显然，三类器物表达的同样是王权和太阳崇拜两个主题。另一类证据来自墓葬。三星堆和金沙都没有大型墓葬，墓葬没有葬具，大多没有随葬品，包括青铜器在内的贵重物品不用来随葬，这与丰富的祭祀遗存形成鲜明对比。墓葬的共性表明当时虽然出现了社会分层，形成了早期国家，但神权居主导地位，统治阶层将社会财富集中用于宗教活动而不是个人的丧葬活动。没有厚葬习俗，不以贵重物品来体现个人的身份和地位，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于同时期的商周文化，差异的根源正在于两个文化具有不同的观念。
三星堆和金沙两个遗址都在成都平原，年代前后相继，两者拥有完全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应为同一个文化，可称为三星堆—金沙文化。三星堆和金沙分别是这个文化两个阶段的中心。成都平原出土的这个时期的考古遗存中不见实用兵器，没有对外战争或暴力行为的迹象，三星堆城址并未废弃，金沙地区的遗址和大型墓地激增，说明当时人口增长、社会和平稳定，所以文化也延续发展。
约在西周末期、春秋初期，三星堆—金沙文化开始被一种新的文化——巴蜀文化替代。东周时期四川地区的文化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为三星堆—金沙文化的祭祀性遗存全部消失，太阳崇拜等信仰已不复存在，开始流行新型的青铜容器、工具、印章等，出现了大量实用兵器和使用了新技术的外来铜器。此时青铜器的功能由祭祀用器或宗教用品变为实用器和丧葬用品。另一方面的显著变化是东周时期出现了规模巨大或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比如成都商业街合葬墓、新都马家大墓等。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多寡严重分化，以此区分墓主人的地位和身份。同时还出现了可能分属不同族群或政治势力的大型墓地。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统治权力的表现形式都发生显著变化，统治社会的不再是神权而是世俗的政治和军事势力。东周时期文化的改变反映出一个更为根本的差异，那就是价值体系的不同，这个变化与三星堆—金沙文化的衰落和楚文化、中原文化的西进有关。
总之，只有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从更长的时段来看待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才能更好地认识这个文化。
三星堆考古发现的意义
三星堆考古发现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可归结为如下方面。
首先，三星堆的这段历史完全不见于文献记载，考古学通过考古发现揭示出一个前所未知的区域文明。其次，三星堆的考古发现重构了中国古代的文明图景。过去人们秉持的是传统的历史观，即四川地区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属于中原或中原文明的“边缘”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让我们认识到，在中原的商周文明之外，长江上游同时存在着一个独具特色、可以和同时代的其他文明相媲美的区域性文明。因此三星堆的发现和其他很多重大考古发现一样，改变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观。再次，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及其内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三星堆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联系，显示出沟通、交流之于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意义。最后，从新石器时代文化、三星堆—金沙文化、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到秦汉王朝统一巴蜀，成都平原延续了2000多年的区域性文化汇入统一的秦汉文明。考古学揭示的一个特定区域的历史，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