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今天的作家为何不谈文体？( 三 ) |小说家|木心|汪曾祺|鲁迅

如此看来，当代小说家有此种功底者不多，也就是没有暗功夫。汪曾祺自己深味此点，晚年多次言及语言的问题，其实细细品味，乃对小说家独创的文体的期待。
这个话题，后来的小说家有的注意到了。比如王安忆，她在《天香》故意以明人笔法为之，确是一种语言的自觉。阎连科《四书》章法的别致，我们看出了一种出离旧式语言的冲动。但许多人认为，文体是修辞的表现，或一种另类词语的衔接。大概并非那么简单。
汪曾祺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一文中认为语言有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流动性。他说:
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 ，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 。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子与短句子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语言的一个特点是有“四声” 。 “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不但写诗，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也要注意语调。语调的构成，和“四声”是很有关系的。 “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不但写诗，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也要注意语调。语调的构成，和“四声”是很有关系的。
汪曾祺的话，和木心的感受，几乎同路，只是说得比木心更具体和明白。木心的文字以修辞胜；汪曾祺的作品，美在句子与句子的搭配。看似平白，实则多味，那是闲云野鹤式的游走，得大自在于斯。汪曾祺多的是平民之乐。木心的平民感觉在背后，有种贵族的东西，故更带有一点玄学的味道。这是他们的不同。
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几个老人从凡俗里出离，走出别样的路，却给我们诸多的惊讶和喜悦。以民国文人的性灵与智慧对抗着我们文坛的粗鄙和无趣，写出好看的小说来，真的算是幸事。
文体家的小说和小说家的文体，我们先前研究得不够。倘于此多花些力气，则对我们文学史的枝枝叶叶，会有另外的打量。但文体其实是思想体的一种外话，故意为之似乎还是一个问题。
孙犁的文章讲究，但没有夸张和刻意，意境是好的。俞平伯当年意识到文体的价值，因了过于用力，便有做作的痕迹。沈启无当年模仿周作人，自己的声音没了，也多是一种教训。
木心的文章好，实在是休养得水到渠成。他在美术与古典文学间的游弋，在西洋小说和日本俳句间的穿梭，渐有风韵，多含妙态，独步于书林之间，那是快慰无穷的。我们今天的作家不敢谈文体，实在是没有这样的实力。
小说不是人人可以自由为之，其间有看不见的内涵在。即便是文体，也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
（孙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