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名人大讲堂丨袁庭栋“名人大讲堂”还原最接地气的李调元:蜀学复兴 功莫大焉( 二 )


袁庭栋说,清代著名的《皇清经解》与《皇清经解续编》,共编入了全国的代表性著397种,其中的蜀人著述数字为零。此外,从唐代的四川出了六个状元,宋代的四川出了七个状元,清代的四川在光绪以前的状元人数为零。“对于一个站在文化长河中考察四川文化的四川人来说,上述两个数字是真实的,更是沉重的,它在沉重之中透出了一股痛彻肺腑的冰凉。”
在袁庭栋看来,清朝初年经过“湖广填四川”之后,蜀中文化经济才有了重新恢复。他说:“在移民文化的兼容与创新的过程中,一批凝聚八方精萃而又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出现了,川酒、川菜、川戏、川烟等被后人称之为‘川味正宗’的品牌效应在清代后期陆续形成,这对四川的全面发展具有相当的意义。”
封面新闻&名人大讲堂丨袁庭栋“名人大讲堂”还原最接地气的李调元:蜀学复兴 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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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李调元才穿过历史尘埃缓缓向大家走来。“经济实力的增长为四川文化复兴提供了条件。只有对清代文化复兴在四川文化长河中的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有了共同的认识,才能够更准确地了解李调元所表现出来的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李调元祖籍罗江,他的曾祖父李攀旺在清初战乱中远走他乡,避难于今天北川县的大山中。后来,李攀旺回乡垦荒,当李家衣食无虞之后,李攀旺的孙辈开始了家族中文化的复兴,成为罕见的“父子一门四进士,弟兄两院三翰林”,即李调元之父李化楠、李调元、李调元的堂弟李鼎元和李骥元四人均考中进士。
袁庭栋称,“按理说,有了这种荣华富贵,完全可以锦衣玉食、诗酒自娱,但是李氏诸人特别是李调元却以一生中最主要的精力和钱财,去进行了以全蜀文化复兴为己任的努力,并取得了同时代的其他蜀中人士未能取得的巨大成功。”
冠绝时代的学者
著书和诗文居清代蜀中榜首
李调元18岁中秀才,26岁中举人,30岁中进士。遭权臣诬陷后,在川专注于著述,直至辞世。袁庭栋介绍,李调元写作了大量的研究著述与诗文,其数量和价值在整个清代当位居全川榜首。在清代诗歌研究领域,有两部绕不开的重要作品——袁枚的《随园诗话》和赵翼的《瓯北诗话》。但还有一部作品,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那就是李调元的《雨村诗话》,此书共22卷,随笔式论,纵谈古今诗歌,至今仍有非常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根据杨懋修《李雨村先生年谱》统计,李调元共有著作130余种。这里面还没有包括他的《童山文集》《童山诗集》等。按照类别划分,除了少量对前任著述的整理、校勘或刻印外,大部分都是李调元自身多年研究的成果、以及诗文作品。
从内容来说,则包罗了历史、考古、地理、文学、语言学、书画、农学、民俗学、戏剧学等专门领域的研究成果。尽管李调元的涉猎范围广博而庞杂,但让人意外的是,他对研究的每一项领域始终一丝不苟,都获得了可见的成果。而他自身的诗文著作,则多反映民间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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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庭栋说:“李调元年轻时,四川书少,连一本李白的诗集都没有。于是他22岁时,自出资金刊刻了《李太白集》,名儒袁守侗看了他写的序言后,认为其水平不在皇甫谧之下,更评价道:蜀坊无书, 独此刻耳。我认为这个评价非常贴切。”
《清史稿》在为他作传时称“蜀中撰著之富,费密而后,无与伦比焉”。费密也是明末清初时蜀中文人,著作颇丰。袁庭栋称,单看《清史稿》这句话,很容易将其理解为,蜀中撰著之富首推费密,其次才是李调元。其实不然。这话是指的时间的先后,是说费密的年代在前,李调元的年代在后。费密的著述其实并不比李调元多,治学面也不比李调元广。更为重要的是,费密只是生于四川,他一生的著述活动都在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