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散文中的诗性元素郎园|园区|首创郎园|冰淇淋|郎

以前读刘亮程散文，我就想到一点，他的语言有亮晶晶的诗性元素。他从诗歌起步，写了很久，后来他把写完和没写完的诗全改为散文，成了散文名家。如果以他为例，说一说散文向诗歌学些什么，我想，有良好诗歌修养的写作者，从诗歌转向散文的写作者，都可能会有兴趣。
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的边界，没有白酒、红酒、啤酒、米酒分得那样清楚。分类是必须的，但渗透、交叉和融合也是必须的，挡也挡不住。还有些表现手法可以共用，比如蒙太奇的连接方式，谁都可以用，谁都不能垄断。
说个例子，刘亮程写过的，他曾将一位老人领回家中，让他在火炉边取暖，后来老人还是冻死在路边。这件事从内容来说，可以写成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中的一种，只是在写作者习惯性的认识里，写什么就要像什么，不能什么也不像。这是一种束缚，你能打破多少，就有多少自由。
事实上，许多诗人偶尔写出的散文，也太像散文，丢了自己写诗的长处。
刘亮程全然没有束缚，写起来有充分的自由。“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都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这一炉火，对这个寒冷一生的人来说，显然微不足道。他的寒冷太巨大。”刘亮程写道，“我知道这一时刻之外，我其余的岁月，我的亲人们的岁月，远在屋外的大雪中被寒风吹彻。”
可是，在散文向诗歌学些什么这件事上，要想说得更多，就得离开像朱自清、刘亮程这样的作者。他们从诗歌写作转向散文后，就长久地离开了诗歌。还有，他们写的诗歌成绩不大，远不能与散文成绩相比。用他们说事并不充分。
诗人要不要写散文？这要看他们有没有需要和动机。我知道这样几个动因：一是要挣些稿费维持生计，因为诗歌的回报比散文差得多，也来得慢；二是社会生活的需要，在一生中，一个散文作者可能不写一首诗，但一个诗人不可能不写散文性的文字；三是主观的冲动，诗人会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突然想用散文写点什么；四是素材决定的，如情节性很强的事件、对往事的追忆等等，更适合散文描述。
这些动因，大部分来自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说法。他是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那年47岁，几乎是最年轻的获奖者。他还告诉我们这样几件事：
诗人因其较少功利的创作态度，可能更接近文学的本质。
诗歌作为语言之最紧密、最合理、最持久的组合形式，无疑是传递文明的最佳工具，而诗人的使命就是用语言诉诸记忆，进而战胜时间、空间、死亡和遗忘；
诗人能写散文，而散文作家却未必能写诗，诗人较少向散文作家学习，而散文作家却必须向诗人学习，学习驾驭语言的功力和对文学的忠诚。一些伟大的散文家，往往都直保持着对诗歌的深深感激；
诗歌是对语言的“俗套”和人类生活中的“同义反复”的否定，因而比散文更有助于文化的积累和延续，更有助于个性的塑造和发展；
看到这些描述，我忽然觉得，在散文向诗歌学什么这件事上，要想说得更多，可以用罗茨基和他的作品为例。
布罗茨基因为杰出的诗歌写作获得诺贝尔奖。斯德哥尔摩那份授奖词说，风格和情绪在他如交响乐一般丰富的诗歌里相互交织。也有人认为他因为散文写作而获得诺奖：那些传播更广、更受推崇的随笔，让他成为伟大的英语随笔作家。
还有，他的诗歌和散文写得一样多一样好，并且在他写散文之后，也没有离开诗歌写作，直到他在1996年病逝。
“最好是靠近大海或者大洋，去观察满满一盘、满满一杯新的时间从中涌现。我不是要寻找一个骑在贝壳上的赤裸少女；我所寻找的要么是一片云，要么是在子夜撞击着海岸的波浪的浪尖。对我来说，那就是来自水中的时间，我盯着它扑到海岸上的花边般的图案，不是带着吉卜赛式的未卜先知，而是带着温柔，带着感激之情。”他在《水印》中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