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从《图腾制度》到《菊与刀》：人类学经典中的情感( 三 ) Jan|情感|经典|斯特劳斯|制度

里弗斯的学生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 Brown ， 1881—1955）在1922年对安达曼群岛居民的研究中，将“情感”定义为“以某一对象为中心的有组织的情绪倾向系统” 。他还认为， “一个社会的存在取决于其成员思想中是否存在一个特定的情感系统，通过这种情感系统，个人的行为受到社会需求的调控” 。 “这种情感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社会作用于个人而形成的。 ”拉德克利夫—布朗曾在1931—1937年在美国教书，因此受到了涂尔干的影响。因此，当德国的人类学陷入相对默默无闻的境地时，巴斯蒂安通过博厄斯、拉德克利夫—布朗和涂尔干对美国的人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通过巴斯蒂安的“儿子”弗朗茨·博厄斯，这条线索可以延伸到他的“孙女”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 1887—1948），她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马上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菊与刀》，这本书描绘了一个民族的心理学群像。本尼迪克特不仅让日本的“羞耻文化”与美国的“内疚文化”之间的区别广为人知，更重要的是，她考察了指导日本人社会生活的情感观念，并将其与类似的北美观念进行了比较。例如，日文中“恩”的概念支配着一切。它是“爱”和“尊重”的混合体，也意味着责任和对某人的感恩。 “我们重视爱、关怀、慷慨仁慈的价值，越是无条件越可贵，而在日本则必然附有条件。 ”在“人情的世界”那一章中，本尼迪克特概述了日本人对五种情感的看法以及与之相关的实践。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 1901—1978）是本尼迪克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因此或多或少算是巴斯蒂安的“曾孙女” 。米德对美国人类学和20世纪美国文化史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她在1925—1926年对萨摩亚群岛的实地考察带有一种强烈的文化相对主义色彩，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后来对美国教育和种族关系的重组做出了贡献，而且她对波利尼西亚人（尤其是妇女）的描绘也为性革命奠定了基础。她观察到波利尼西亚人：
对感情表达方式的态度同对行为举止的态度一样不同寻常。各种表达感情的方式被区分为“情有可原”或者“无缘无故” 。易动情感、喜怒无常、忧郁寡欢的人被说成是无缘无故地笑，无缘无故地哭，无缘无故地泄怒、好斗。 “无端暴怒” 一词并非意味着脾气坏，后者是由“易怒”一词来表达的；同时也不意味着对合理的刺激产生一种不成比例的反应；它只能按其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即无缘无故地愤怒；用不太严谨的话来表达，即一种不因任何表面刺激而产生的感情状态。
总体来说，米德认为“萨摩亚人更喜欢中间路线，即情感的适度” 。和其他人类学家相比，米德更加明确地通过研究其他文化向美国社会举起了一面镜子。她指出，在美国核心家庭中， “情感的专门化”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一个包括几位成年男女在内的稍大一些的家庭共同体，似乎保证了孩子们不致发展出某些残缺性态度，诸如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厄勒克特拉情结（恋父情结），等等” 。
后来有许多人类学家追随米德，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情感人类学研究都建立在对南太平洋岛屿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非洲、南美或北美印第安人研究的基础之上。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美国人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解释学流派，他们尤其与希尔德雷德·格尔茨（Hildred Geertz）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 1926—2006）这对夫妇有关。我们只有一些来自克利福德·格尔茨关于情感的评论，比如“不仅思想，还有情感也是文化的造物” ，以及“为了下定决心，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对事物是如何感受的；为了知道我们对事物是如何感受的，我们需要感情的公开形式，这只有仪式、神话和艺术才能提供” 。在探讨情感表达仪式特征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作品经常被引用。他的第一任妻子希尔德雷德更加注重情感。在20世纪50年代，她指出每个人都具有表达文化普遍性的情感的倾向，但是这种倾向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到了文化变量的改变，这些文化变量使其受到不同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为有的文化鼓励某种特定的情感，而有的文化则往往会压抑它们。希尔德雷德·格尔茨倾向于在一种现在看来似乎已经过时的普遍意义上谈论爪哇人，即使与20世纪70年代的民族志相比也是如此。她认为， “他们不喜欢任何强烈的情感表达，几乎没有真正的友谊或爱情关系。爪哇的女性没有男性那么安静和顺从，她们更善于表达情感” 。她还谈到恋母情结的冲突是成长过程中很自然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她还对当地人的情感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所有这些概念都以某种方式与尊重发生关联，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传递给他们。她由此得出结论， “儿童训练程序”不仅是情感社会化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对内心情感生活所做假设的内在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