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首辅|“书生”能有多误国？封建中国最丑恶一面，却在历史中一次次重演( 二 ) 张巡|万历|明英宗|英宗|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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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战前后那段历史，大伙恐怕已非常熟悉，咱们在此不多做赘述。在绝境中，于谦力拒迁都南京，从监狱中临时放出石亨、杨洪等一批可用之人，重整军队，安抚军心，硬是一步步挽回局势。明英宗被俘期间，正是于谦一手将代宗扶上皇位，若于谦稍稍有点“政治头脑”，把英宗丢下不管，只要代宗屁股坐在龙椅上，那么于少保便是大明首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一根筋的于谦非要不计代价地迎回英宗，当然了，这种做法无可诟病，但它却给了对手们扳倒于谦提供了契机。公元1457年，明朝发生夺门之变，明英宗复辟。在一群官员的起哄下，英宗对代宗势力发起了残酷的清算。于谦作为当时的百官之首，同时也是明英宗本人的救命恩人，英宗本来并不想动他；况且于谦为官正值，既不贪污也不结党营私，英宗就算想动他也没借口啊。结果在徐有贞等叵测之徒的忽悠下，文官们硬是捏造出“于谦不死，夺门之变便是谋朝篡位”这样的荒谬理论，这才让英宗下了杀心。值得一提的是，这伙文人给于少保扣的罪名还相当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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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明代宗深知于谦不贪，索性不再赏赐钱财，而是在京中赐了座大宅子给他。眼看圣恩难却，于谦便半推半就地收下了，不过他也从没打算过搬进去住。为了不让皇上面子挂不住，于谦特意随便找了些兵甲、玉带之类的东西放进宅子，每年还抽几天装模作样地去逛一番，表示自己并没有把皇帝的一番好意晾在一旁。然而，在扳倒于谦的过程中，这些兵甲等物件居然都成了他要起兵造反的“铁证”。于谦被搞臭后，一群文人暗自得意，反倒是有个太监当朝大骂，说于少保为国解难，刚正不阿，朝廷咋就容不下这样的正人君子呢？于谦之于明朝的一切，其实在唐朝也上演过，这也是咱们要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公元756年，18万叛军直逼睢阳城，城内只有守军约7000人，敌我差距悬殊，满城军民用血肉书写了唐王朝最光辉的一笔，然而，这场名震古今的战役却也解开了封建中国最丑恶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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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阳城中有两位主将，分别是御史张巡和睢阳太守许远。值得一提的是，张巡在军事上是个鬼才，曾于雍丘一役以两千兵力同4万叛军精锐打得有来有回。许远则为人宽厚大度，自知在军事上远不如张巡，便主动让权，自己在后方安抚民心，做好后勤保障。虽然张、许二人配合紧密无间，睢阳军民也足够英勇，但叛军实在太多。当睢阳城门被攻破时，城中早已弹尽粮绝，守军甚至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叛军把36名守将当众处死，即便如此，城内居民仍无一人屈服。虽然睢阳城未能保住，但这场战役却成了安史之乱的转折。不久，敌将尹子奇被斩，唐军一鼓作气收复洛阳。平定之后，张巡和许远分别被追封为御史中丞和待御史，朝廷为两位国家英雄立祠，画像入凌烟阁。按理说，这本该是理所应当的事儿，然而两位尸骨未寒，文人们就又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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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唐书》记载，大历年间，张巡的儿子张去疾曾经上书弹劾许远：“巡及将校三十余皆割心剖肌，惨毒备尽，而远与麾下无伤……巡功业堕败，则远于臣不共戴天，请追夺官爵，以刷冤耻。”张去疾选得角度十分刁钻——他嫌自己爹的遗体让叛军搞得乱七八糟，许远却干干净净，因此状告许远是叛军奸细，要求皇帝下令剥夺其官爵。这种荒谬的猜测完全站不住脚，甚至堪称混账，然而文人看热闹不嫌事大，非但不斥责张去疾瞎搞，反而又挖出了不少“黑料”：一群文官义正言辞地指责张、许二人在睢阳城内物资消耗殆尽时杀妇孺为食，吃光小孩后还要对老弱病残下手，皇上您听这是人做的事儿嘛？大伙儿不管它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反倒是先图个嘴快，见人就讲，还说得煞有介事。要知道，十几万大军围困睢阳城时，张、许曾差人四处借兵借粮，谁料周边同僚全部装傻充愣，前者最终也才借到三千人马，结果还没靠近睢阳城便消耗殆尽。叛军得势时，大批官员倒戈或是干脆“消失”，然而当唐皇重返帝都时，他们又高呼着跑出来恭迎圣驾了。当初跑路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狼狈，如今大伙儿在朝堂上再见面，彼此相视一笑，似乎之前的不堪只是昨夜的一场噩梦罢了。他们瞬间忘掉了自己的懦弱耻辱，转而对救命恩人口诛笔伐，这种丢人的事儿居然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