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图书馆|深切缅怀！国家图书馆原副馆长谭祥金逝世图书馆|国家文物局

谭祥金（1939年4月19日-2021年7月6日），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1963年起在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工作，于1973-1987年任副馆长。1989年调至中山大学任图书情报学系教授。

文章插图
△谭祥金先生
谭祥金副馆长是国家图书馆白石桥馆区建设的主持者之一，从1975年4月第一次的方案设计预备会开始，直到1987年10月6日的新馆落成典礼，他亲历了馆区建设历时十多年的整个过程。2017年，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对谭祥金副馆长进行了口述史访问。
我们惊闻谭祥金副馆长于2021年7月6日因病去世的消息，特选录一段谭馆长口述史料的片段，以兹纪念。
谭祥金：
从1973年到1987年的14年中，建新馆是北京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无论是设计方案的制订，还是后来的搬迁，我都全程参与了。因为我年轻。其他馆领导有调动工作的，有退休的，有后来调进馆里来的。只有我一个人从毕业就到北图，没挪过窝。
记得最初就是考虑在老馆如何进行扩建，解决书库不够的问题。1973年由国家文物局上报到国务院时，加了一条：在老馆扩建后，再考虑找地方建新馆。这个方案送给周总理审查，周总理批示：“只盖一栋房子不能一劳永逸，这个地方就不动了，保持原样，不如到城外另找地方盖，可以一劳永逸。”这个指示非常重要，无论到哪儿，只要说是总理的指示，都会照办。
整个建新馆过程，初期有过领导小组，成员主要是几位馆长，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后来因为盖新馆，我们希望建工部派一个人来，跟有关部门打交道比较方便。这样李家荣就调来当副馆长了。李家荣调来之后，馆里成立了工程指挥部。到了1984年9月，根据新馆建设的需要，成立规划办公室。李家荣副馆长主管工程指挥部。我分工主管规划办公室。当时安排了李以娣、韩德昌、邵长宇等同志到规划办公室。他们都是业务骨干。
筹建新馆过程中，很多事情都是在馆里同事们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特别是因为新馆建设跟大家自身都有关系，当大家听说周总理说要选址建新馆，要“一劳永逸”，都很兴奋。我那时每天从西直门外的北方交大骑自行车到馆里上班，下班后经常很晚才回家。中午跟大家在一起吃饭或者在路上碰到的时候，都会说到这些问题。开馆务会议的时候，各个部门都会集中部门的意见在会上说。那个时期很强调走群众路线，听取群众意见的。比如“馆中有园，园中有馆”就是大家提出来的。书库、编目等部门更是都希望改善工作条件。
当时书库的条件就不用说了。中文编目部门，房间低矮。那时没有机读目录，也没有用计算机编目。过去图书馆都是两套卡片目录，一套是读者查找用，包括分类目录、书名目录、著者目录等，中西文，还有日文、俄文等不同文种分开排，所以很占地方，要有专门的目录厅。另外，编目部门还有一套叫做公务目录，比读者目录更全，所以编目部门里面卡片柜占了一大片地方，连走路也困难。记得当时这些部门就强调，要有足够面积放置目录柜，而且目录柜都很重，目录厅的承重问题也要考虑。
新馆馆址最后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确定后，1975年，全国的建筑设计单位纷纷报来设计方案，由国家文物局负责召开研讨会等进行讨论。刘季平同志也参加设计的研讨会。北图对设计方案有很大的发言权。馆领导结合国外图书馆现代化设备等情况提出建议和要求。全国各有关的设计单位上报了29个设计方案，经过认真讨论，一再筛选，我们全馆上下员工也反复讨论，最后在3个方案中选一个。1975年我作为馆方代表参加选定方案的会议，在会上听完3个方案介绍情况后，我对3个方案的优缺点提出北图的意见和建议。因为我是副馆长，是代表国家馆的，所以大家对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很重视。后来的新馆方案，建筑师们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些要求设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