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霍芬|谈丝绸之路( 三 ) 李希霍芬

【李希霍芬|谈丝绸之路】梁启超是最早关注西南通道的中国学者。 20世纪20年代，其就提出“滇缅道”的概念。其后，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际社会通过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支援中国抗战的战略引起了学者关注该地区古代交通状况的兴趣，产生了诸多有关古代西南地区交通史的研究成果，如严德一、方国瑜、郑天挺、姚宝猷、龚学遂、夏光南等学者就对西南交通地理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50年代以后，张星烺、冯承钧、岑仲勉、季羡林、方国瑜、饶宗颐、桑秀云、严耕望等学者的相关著作中都有提及中印交通中的西南道路。
1957年，季羡林出版《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一书，其中一篇为《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指出中国蚕丝在对外输出路径中，有一条“缅甸道” ，通过缅甸的中转，丝绸传入印度。 1980年，陈炎在“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年会”上宣读《汉唐时缅甸在西南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一文，提出“西南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中国丝绸不仅通过西北地区外传，还经过西南地区源源不断地输出，扩大了传统意义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受到学界关注。此后，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但相较而言，学界对其的研究还是有所欠缺的，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较少。
随着近年考古工作与实地考察的开展，对这一道路的研究也逐渐走向深入，更有学者认为，西南地区文化通道的开通应当溯源至先秦时期，从古蜀文化中探寻西南丝绸之路的发展脉络与构成因素。段渝就认为， “由于中国西南的早期对外交通以古蜀为重心，因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必须从对中外古文献与西南考古尤其是古蜀文明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才有可能获得新的认识，推进南方丝绸之路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这一观点与近些年“早期丝绸之路”研究的兴起不谋而合，对于沙漠丝绸之路早期史的研究方法与理念，同样也适用于其他诸条丝路。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国际化程度有待加强，目前比较缺乏对西南丝绸之路境外段的遗物、遗迹的考察研究，缺乏与国际上对中国古代西南与东南亚、南亚之间商道研究的对接，缺乏与南亚、中亚、西亚的交通贯通、文明相互影响的研究，这些问题是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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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原文明下的丝绸之路
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网络早在青铜时代就已经形成，并且对欧亚大陆的诸多文明影响深远。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一书中，对这块贯通欧亚的大草原的方位、所涵盖的地区以及在这片狭长的大草原上所进行的贸易活动，均有过生动的描述和详细的记载。 1715年，俄国沙皇宫廷为彼得大帝新诞生的王子举行庆典，乌拉尔地区的矿主向彼得大帝呈上了一份独特的贺礼，包括一批装饰着雪豹、鹿、狮等动物纹的金器。这些技术精湛、造型生动、充满张力的金器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欧亚草原上掀起了探险的热潮。 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欧亚草原地区活动频繁，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对该地区文化传播的相关问题未能深入研究。
20世纪2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C. А. 捷普劳霍夫在阿钦斯克附近的安德罗诺沃村发现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 1927、1947—1949年，苏联考古学家C. И. 鲁坚科发掘了位于哈萨克斯坦丘雷什曼河及其支流巴什考斯河之间的巴泽雷克谷地的5座大墓，轰动世界，其中出土文物带有极强的文化交流色彩。 20世纪上半叶在欧亚草原地带的众多考古发现，印证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存在。尤其是苏联学者对“塞人”等古代欧亚草原民族历史研究的兴起，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虽然这一时期的学者并未直接提出“草原丝绸之路”的概念，但人们在理念上形成了一条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文化通道，在认识上已将其作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而加以研究，诚如纪宗安认为，草原之路是丝绸之路北道和新北道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