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张依萌｜外国人是怎么研究长城的( 二 ) |威廉·埃德加·盖洛|张依萌|边

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和美国人类学家托马斯·J·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虽然不是专门的长城研究者，但他们用旁观者的视角，从草原民族与中原平等互动的角度分析了长城所在的中原王朝北部边疆的形成原因与发展过程。
部分西方长城研究者的主要观点
艾伯特·布什内尔·哈特、费雷德里克·G·克拉普：
长城是落后、消极防御的军事工程，并且从未起到过有效防御北方游牧骑兵的作用。
狄宇宙：
长城的修建怀着军事进攻和领土扩张的意图。
林蔚：
长城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的产物，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的文化观念。
拉铁摩尔：
长城边界是农牧经济和文化的界限，中原王朝修建长城是为了有效控制边疆；
长城地带是农牧混合地带，稳定的边界；
长城边疆从古至今并且在未来都是亚洲内陆地缘政治中心。
当西方学者为长城而争鸣时，中国人在救亡与复兴的号角声中，开始产生长城是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观念；虽然还没有从遗产的角度审视这座伟大建筑本身的特点和内涵，但从国家到每个人，都在不断强调着长城的精神意义和文化影响。
我们相信，很多海外学者怀着纯粹的目的和严谨的态度在研究长城，但文化和观念差异，使西方学者在审视长城时，不自觉地透露出傲慢与偏见，从而导致他们认识的局限。
前面所列举的西方学者的各种观点，或片面强调长城的负面作用，或以外人的眼光做出冷冰冰的解读，而不能让修建长城的民族产生共鸣。
没有人比中国人更能、并且更应该理解和解读长城。我们也欣慰地看到，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长城，脚踏实地地考察更加具体，诸如长城的地理、长度、工艺、功能和目的等等，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摸索和总结长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但必须承认，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学人仍然没有总结出自己的特色理论和方法，受“中原中心”的固有观念和语言等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声音在国际上仍然十分微弱。
1985年起，常年从事长城研究的新华社高级采访人员成大林提出了“长城学”的概念，并得到了以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为代表的众人响应。很多人对长城学的概念、内涵、分类和任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总体来看，大家一致同意长城学应当具有个体研究与整体性、综合性研究相结合，尊重历史又服务当下，文化基础理论与保护应用实践并重的特点。但目前，国内长城研究的水平和成果，还不足以支撑“长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
长城学
长城学的概念于1985年由新华社高级采访人员成大林最先提出。罗哲文将其概括为“总体上研究长城的一门学问”和“对长城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 。董耀会提出长城学的分类应包括研究长城历史规律和学科规律的理论长城学、服务于长城保护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应用长城学，以及长城史学。
至今，长城还没有一个学术界公认的定义。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在“长城学”之上，有更加宏观的“边疆学”；其下具体又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古文字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工程学等各种学科的研究。
现阶段，与其增加一个长城研究的新概念，不如脚踏实地，深耕长城研究所涉及的各领域，夯实基础，积累知识。同时开阔视野，放眼欧亚大陆的历史和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将中国人对长城特有的情感融入客观、理性、科学的分析中。坚持中国立场，做好国际表达，讲好长城的中国故事，挖掘长城文化，弘扬长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