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影响与互鉴：中国当代诗人眼中的外国诗歌翻译( 二 ) 诗人|研究中心|中国诗歌

我最近刚刚去了甘肃的武威，就是古凉州。在武威有两个人物，一个是鸠摩罗什，你要走近他，气场才出来。这印证了我们的中国古汉语里面，也经历过一个翻译语言的塑造，就是佛经的古梵语的翻译，鸠摩罗什是这方面的大师。还有一个创立古蒙文的八思巴大师，我看到他写的蒙古文史书片段，感觉那些字我都认识，由此生发出一种幻觉，仿佛我的前世今生里有一部分是跟这些人有关的，他们每个人可能分身成自我的百万分之一，后世的人沾了一点，我可能沾了其中一点。发现我自己有翻译和造字的成分，这很有意思。
第二点，“外国诗歌研究中心”正好跟首师大的“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构成一个对应关系，我觉得两者都要深入到“原文”。就诗歌写作而言，“原文”既不是中文，也不是俄文、德文、英文等任何一种文字，诗歌的终极起源用语应该穿透这些表层的母语，超越翻译障碍，也就是技术性障碍、文化障碍以后，研究诗歌才会让我们重新进入、深度认识世界文学。茨维塔耶娃也认为诗歌不是用母语写的，诗歌如果只在母语的层面写，是写不透的。在这之前我读到荷尔德林的作品，他使用的德语，其实他是带有“神的口信”性质的原文语言，但是神的语言没了，只有半人半神的语言，即古希腊语。希腊语在传递的过程中已经不是神性的东西，但是荷尔德林想表达，所以他的诗歌原文到最后说德语的人都读不懂。“原文”就是诗歌语言，“原文”有一个简单的表述，就是在自己的母语里面也需要翻译的一种语言，这正是诗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讲，即在翻译诗歌“原文”意义上，我觉得要在这个层面去理解外语诗歌翻译和母语诗歌写作的联系与差异。
“第三岸”翻译，一直是新的诗歌批评的活力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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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晓渡诗人、诗歌评论家
刚刚介绍嘉宾时，说我是和当代诗歌一起长大的，的确如此；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外国翻译作品对我的精神哺育。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向在座不在座的翻译界前辈和当代同仁致敬，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中国现代诗，或者说“新诗”，当然有它自己的内生逻辑，有它自身的原始驱动和传统资源。但无论是它的发生还是发展，都前所未有地与外国诗歌，包括诗论的翻译介绍及其影响紧密相连，以至今天我们不可能脱离这一点去孤立地谈论什么“新诗传统”。我更多从事诗歌评论工作，对此感受尤深。
很难设想，如果缺了外国诗论的翻译，今天的诗歌批评会是什么模样。传统诗论和批评注重文本，自成一体，很高级；尤其是“以诗论诗”，其讲究的统摄性、意象式，恰与诗的本质相匹配，具有无限的生机。然而，如局限或仅仅倚恃这一点，面对新诗的转型及其愈趋纷繁复杂的局面，批评就会张皇失措，甚至失语噤口。就此而言，被称为“第三岸”的翻译，又堪称是新的活力源头：正是学习和借鉴了以分析见长的西方诗论，并使之与传统诗论彼此交融，相得益彰，新诗批评才呈现出更广阔的视野，有了新气象、新前景。
事实上，无论是早期的以苏俄为主还是后来的以欧美为主，西方诗歌话语，包括其理论、方法、逻辑和修辞的影响，一直深度参与着新诗的自我生成——不仅作为新的资源，而且作为新的质素；不是作为外在的标杆和服膺的对象，而是作为内部的对话和创造的契机。这一持续至今，并将无限持续下去的生成过程，不仅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诗意的理解，而且改变了我们的体式、语法、句法……甚至改变了我们的口音。王小波当年之所以不吝对所谓“翻译体”献上褒词，恐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