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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千克大克鼎铭文◎闫志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最大亮点无疑是大盂鼎和大克鼎。其实早在2004年，上海博物馆就曾经联合国家博物馆举办过两鼎的“合璧”展，彼时的展览实则是为了庆祝大鼎的捐赠者、潘祖荫孙媳潘达予先生百岁寿诞，以此表达对于国宝守护者的敬意。北青艺评此前曾介绍了大盂鼎，本文将着重揭秘大克鼎的身世。
大克鼎的年代
在此次展览中，策展方将大克鼎的年代定为西周中期孝王时代。这一观点来自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先生。马先生断代的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是根据铭文所示，克的祖父（文祖）师华父服事周恭王，从而判断作为孙子的克当在孝王；一是铭文中册命礼上担任右者的申季出现在恭王器五祀卫鼎铭文中，彼时申季官阶尚低，仅为邦君厉的下属，因此大克鼎时代与五祀卫鼎时代不能相去太远；一是同一人所作的克钟铭文出现的纪年“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 ，而依据四分月相说判断此纪年和日期符合孝王十六年的历谱。此外，关于大克鼎以及克组青铜器的断代则有陈梦家的夷王说，郭沫若和唐兰的厉王说（上博李朝远先生亦持此说），以及上海博物馆周亚先生的夷、厉之际说。我们更加赞成大小克鼎皆为厉王器的观点。
首先，大克鼎与小克鼎的器型更接近于厉王时期的禹鼎，相比于宣王晚期的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逨鼎，两件克鼎的腹部更深，显得年代更早。但这种立耳、腹部微垂、兽蹄状足的造型，是西周晚期常见形制。这一器型与西周中期浅垂腹、柱状足造型有很大差别。其次是克鼎腹部的波曲纹很成熟，与所见的厉王、宣王器如颂器、函皇父器等相近。再次，大克鼎的右者申季也见于厉王时的伊簋，未见得与五祀卫鼎的申季是同一人。还有就是，大克鼎铭文制作字模的同时加刻了界格，这种形式多见于厉王时期。最后，根据笔者以往的研究，西周中期极少见周王派遣使者巡视诸侯或王畿的铭文，而小克鼎铭文则表明，周王派遣克“舍命于成周，矞正八师” ，即代表周王到成周（洛邑）视察成周八师军队。这与周厉王加强王室权力的改革有关，更与该时期对南淮夷的大规模战争密切相关。
“克组器”是个大家族
学术界习惯上将同一人拥有的多件青铜器称作“某组器” 。 “克”的家族在西周虽然并不是望族，但以大克鼎为代表的“克组器”数量庞大，堪称青铜器里的“大家族” 。
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一书谈及小克鼎的出处时引用古董商赵信臣的话说，光绪十六年（1890年）（实际“克组器”出土时间为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在陕西岐山（应当为扶风）任村任姓家出土“百二十余器” 。而1934年出版的《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35《陕西金石志》则说，大克鼎“发现之处若土室（即窖藏），然共得钟、鼎、尊、彝等器七十余……”两处记录出土青铜器数量差距较大，但总体而言此次发现数量的确惊人。
任村窖藏中与克有关且保存至今的器物有：大克鼎1件，小克鼎7件，师克盨3件，克盨1件，克镈1件，克钟5件，共计18件。宋代吕大临撰写的《考古图》中著录一件伯克壶，其出土地点也在任村一带，且其铭文中的伯克应当就是大小克鼎中的克。但可惜的是，伯克壶早已丢失，仅存宋人描摹的线图。
从铭文可知，克的祖先有文祖师华父（大克鼎）、皇祖釐季（小克鼎）、皇祖考（孝）伯（克镈）。郭沫若先生认为大克鼎的师华父就是小克鼎的釐季，是一名一字的关系。但是，通观金文辞例，皇祖与文祖在辈分上还是有差异的。祖父以上数代先祖皆称皇祖，而“文祖”则常和“文考”同时出现， “文考”是先父辈，那么“文祖”应当就是祖父辈。例如兴钟铭文有“高祖辛公、文祖乙公、文考丁公” ，这里明显是三辈祖先——曾祖（辛公）、祖父（乙公）和父亲（丁公）。因此，克器的文祖师华父应当比皇祖釐季和孝伯辈分要低，是克的祖父。同样被誉为皇祖的釐季和孝伯也不是一辈人，这从名字中的排行可以看出，但世代久远可以统称为“皇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