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一个国家的重新发明( 二 ) |发明|欧洲_时政

这势必就要忽视很多历史的断裂，而刻意强调连续性，有时造成一些极具讽刺性意味的现象，尤其是“民主”虽公认是古希腊人的发明，但现代希腊的代议制民主，其实却是从西方引入的。新国家给人的印象，仿佛从古希腊的辉煌之后，中间就一笔带过，无缝对接到了现代希腊，因此和现代国家对公民的定义不同，新国家“享有主权的人”被命名为“希腊人”以及“希腊人的后裔” 。然而在现实中，这个国家的人口却并不是统一的血脉传承下来的群体，而有着混杂的语言群体和宗教社区（特别是穆斯林和犹太人），那么问题来了：“谁是希腊人？”
如何弥合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自此一直缠绕着现代希腊社会。这不仅导向清除那些“杂质”的异文化群体的行动、摧毁近古的居民建筑来尽可能地“恢复”古希腊遗址的景观，而且在内部也引发了经久不衰的纷争：一些人念念不忘独立革命中那种绝对自由的滋味，主张回归传统；另一些人则试图在务实和融合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建设。现实是：虽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现代希腊呱呱坠地，并宣称是古希腊的后裔，但它在成长过程中却势必会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个性。
不堪重负的“使命”
正如本书所言，直至20世纪末，希腊历史学家几乎都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一个特例，特别古老，与任何国家都不一样。这在赋予它特殊认同的同时，也给它带来相当棘手的问题和特殊的现代化道路：它要变成一个西化的现代国家，但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却是回到过去， “要由古人领导现代的人奔向现代化” ，换言之， “通往未来的道路看起来是要复兴一个已经消失的过去” 。就像它的首都雅典，不仅要变成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城市，而且还是在“再现早已丧失的古代荣耀”这一名义之下推进。
然而，无论现代希腊如何努力，它都绝无可能达到古希腊在世界格局中曾占据的那种地位。 1844年，希腊政治家科莱特斯在向议会发言时，曾阐述祖国所应有的世界地位：“从地理位置上看，希腊是欧洲的中心，东方在它的右边，西方在它的左边。通过衰落和覆亡，希腊注定启蒙了西方；但是，希腊要通过再生，来为东方启蒙。这两个使命中的第一个，是我们的祖先完成的；第二个使命，要由我们来完成。 ”
最终，现实证明，希腊的“伟大理想”一厢情愿给自己赋予的使命是不堪重负的，有时蜕变成对外的扩张主义，既没有充分考虑到邻国的感受，也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反弹。由此带来的震荡使希腊政坛陷入分裂，不同派别的人对于如何看待希腊人的使命，在一百多年里都无法弥合分歧：一些人相信最重要的是解放所有希腊人，另一方则认为保护希腊这个政权国家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纷争，直到冷战后期才随着希腊政治的成熟逐渐平息。
在这过程中，希腊与西方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起初，它其实一直是“东方”的一部分，但近代又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根本，自认每个西方人都对希腊欠下了恩情，这种矛盾的若即若离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它才终于越来越积极地融入欧洲一体化，生活方式开始变得更像西方了。吊诡的一点是，尽管对希腊人来说，生活变得更舒适了，但它在西方游客眼里的魅力却下降了，因为它变得太“欧洲化”了。希腊的这种“普通国家化”意味着它终于逐渐变得和其他国家无异了：在后冷战时代，它的外交政策也越来越多建立在成熟国家的自我利益之上，而不再是跨边界的共同文化传统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