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奖系列之刘震云｜一次出走，或一万次精神自赎( 二 ) |一句顶一万句|牛爱国|出延津

时间的顺流与倒流会合于延津。地处黄河以北的延津，古时有过会安镇、廪延邑、酸枣县之名。宋徽宗政和七年，酸枣县改名延津县。近900年后，出生于此的作家刘震云以“延津”为原点，讲述了两段以“出走”与“回来”为名的往事。一个村庄、一个镇子、一片土地上林林总总的人与事搅在了一起，繁芜丛杂、浩浩汤汤，有着盘根错节的整饬。
故事的主光“追”在一位“失败者”身上。他是跟丢了师傅、砸了饭碗、跑了老婆、丢了孩子的被命运一再伤害的人，他叫杨百顺。或者说，他曾是杨百顺，而这片土地上大多数人被名字摁回了他们被规定的命里，那些邻人、匠人、小商贩被他们的“姓”笼统地覆盖着。但我们的主人公有过原生的、被赠予的、自己认领的三个名字：杨百顺、吴摩西、罗长礼，仿佛三个人的三段人生拼贴在一个不安且持续不满的人那里，这与中原黄土在本质上的守持与恒定多么不同。
杨百顺的形象因而从一群人中浮凸而出。那些被他们的姓氏取消着面孔细节的人们，更显出在各自活计中本分活着的状态。他们和土地长在一起，日胜一日地紧密，而只有杨百顺以不断地分身完成离开与挣脱，他几乎是在名字的迁徙中完成了迁徙的一生。故事从杨百顺11岁那年开始，他的父亲卖豆腐的老杨与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在铁匠老李给他娘祝寿的酒桌上，因“没挨着坐”而让旁人看出了“并不过心”之友谊，这为漫溯近一个甲子的人间往事拉开了帷幕。人情事理被绵密地织进日复一日的日常中，人的命运成为每一件具体而微之事的层层堆叠。离开延津那年，杨百顺21岁，却仿佛饱经一生。 “出延津记”容易让人联想到《圣经》故事“出埃及记” ，且主人公曾以“吴摩西”为名，在物理空间上完成了对“延津”的“出走” ，一个人的遭际在这里与史诗叙事形成互文。约半个世纪后，他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宿命般向着延津“归来” ，与未曾谋面的精神祖父相似，他们的命运有所交叠，甚至显出戏剧性的同构，牛爱国亦在目的不断迁移的寻找中确认着自己。他们是不曾谋面的同类人，他们未曾说过一句话，但他们一定“说得着” 。
在目睹杨百顺与牛爱国不断迁徙的生命所历中，一直有画外音出现，那是小说的名字在向读者索要答案：去找到小说里“顶一万句”的“那一句” 。但显然，这名字和小说本身并不易对位，以至于出自读者的“找” ，某种程度和杨百顺们共享某种寻找的秘密。小说里能言善辩的人不少，但杨百顺、牛爱国不在此列，他们讷于言而敏于行，是他们的行动逐渐地使“那一句”水落石出，是他们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让一切不同，变得重要。
所以，顶一万句的“那一句”于杨百顺与牛爱国而言是行动，亦可为他们的“活法儿” 。他们选择了不同于身边人的活法——在路上。 “出延津记”是杨百顺向延津以外走，向广阔天地求索，只有离开才能完成自我拯救。 “回延津记”是牛爱国往延津回，是向来路与根源求证，只有回来才能解开心结。 “出”和“回”主体不同，但他们共享一种状态，那就是“在路上” 。当心中动念，人便不满足，心将为脚指路，要挪地儿，人会往心里觉得敞亮的地方去。作者将“在路上”的叙事模型巧妙地贴合进故事结构与人物生长中， “在路上”是小说主要人物的宿命，也是整部小说的气质。
从人物原型上看，杨百顺实为一位漫游者。他一直在路上，尽管对自己要去往何处茫然无知。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从少年时即如此，他不断放弃、抵抗生活安排的本分，他从骨子里就不认同埋头苦干，却不本分地向往着让自己更舒适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