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奖系列之刘震云｜一次出走，或一万次精神自赎( 三 ) |一句顶一万句|牛爱国|出延津

这些“动念”让他与中国传统的农人形象拉开了距离。
每一次选择新生活，他不仅改名，还要换姓，要离家，离开故土，这意味着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并不对杨百顺构成压力。一个看似叙写传统生活的故事，内里蕴含着具有张力的反传统、破除规训、挑战因循的质地。叙事的细密在于作者几乎具体地描摹着长卷的前景、中景、背景中每个“小人儿”应对世事的策略，每人几乎都在自己“对”的逻辑中行事，乡村生活、一代以至一代代的命运运行在一种庞大而稳定的逻辑秩序中，而只有杨百顺，在不断地挑战这样的惯性和逻辑。他可以因循，可以回来，可以服从，但他没有。杨百顺的前半生一直在否定和放弃，也正是在这否定的过程中，他逐渐接近自我。
当杨百顺还是杨百顺时，他最显著的特点是“待不住” 。杨百顺的“在路上”是他不断从规定中出逃，他在对秩序、因循、日复一日的规定性进行持续抵抗，他在行动。待不住的杨百顺在偶然地成为吴摩西后，当他最终（不过21岁）落定他乡，在终于认领了少年时就心仪的喊丧者罗长礼的名字而成为罗长礼时，他才好像带着某种暮年之人终如愿以偿的慰藉，停止漂泊，结束了“在路上” 。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他待住了，他终于在自己的命里安定下来。
他一直在向外走，但他精神力量的方向是向内的。向外走的过程于他而言，其实是在走向自己。杨百顺这看似没有定性的人，却提供了一种颇为强劲的秩序感与稳定感，内置于杨百顺生命内部的情感观念是延续的，他从一种否定性往另一种否定性中蹚去，在不断的否定、丧失、落空中，他反而拥有了主体性，逐渐认领了自己。这复现于牛爱国的命运中。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乡村生活图景中，只有杨百顺是那个不断流动的人、不安的人、不满的人、向外求索的人；而在一个相对流动的现代社会生活场景里，牛爱国在退回，在后撤，在误打误撞抑或命运的指引下向某种稳定的所在靠近。这两粒反向运动的原子都是为了“寻找”而出发，他们都未能找到那个被寄望的所在，然而，他们又都找到了什么。这个什么， “一句”或“一万句”都不好说清，却是小说值得回味的地方。
阅读时不难发现，当作者写谁，似乎他就是谁，他就站在那人完整的世界里完整地感受着他的世界，一切合情合理。这就使故事里所有人的行为与念头都逻辑自洽，以至于故事里没有“坏人” ，有的只是在各自生活与命运逻辑中合理存在的人，是每个具体处境中不得已而为之的人，是每个性格命运所决定非如此不可的人。这是作者理解人情社会的方式，《一句顶一万句》立体地呈现了这种人情社会的构造方式。
这部长篇还较为集中地表现着刘震云一种鲜明的叙事方式。如果用步伐做比喻，便是他常常行两步，退一步，踩实了这退回的一步再四处望一番。事情因而总是可以从两边看去，在新的语境与环境中被重新理解。这种叙事逻辑中暗含着某种自我的小小否定与及时的自我纠正。因故事间的连接方式与叙事上的话语表达，《一句顶一万句》呈现出榫卯式的叙事结构。这意味着句与句、故事与故事的关系体现为内部镶嵌的丝丝相接、环环相扣，凸现的部分与凹隐的地方如榫与卯般严密相关。这种叙事策略使他的句子常常并不一次性抵达，而是在表述的中途延宕一会儿，缠绕一下，因而一句缠着一句，曲折地进击。螺旋式的表述过程带来了叙事的繁密茂盛，大曲折里套着小曲折。他设问，在先否定再肯定中自答，进两步退一步，退回之处清理了逸出的旁枝，而将故事与人物一次次引回命运本身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