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书博会谈｜杨志军：作家就是一个穿珠子的人( 三 ) |齐鲁壹点|马离农|现实主义|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您曾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这部现实主义小说中，您如何实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
杨志军：理想主义的反面并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理想主义的写作鄙视一切试图用文字得到物质好处的做法，排斥一切目的论，除非它的目的是弘扬理想主义本身。对理想主义作家来说，写作就是目的，写作的完成就是理想的实现，他不追求名利和地位以及作品之外的一切。理想主义的基准点必须是现实，也只能是现实。简单地说，就是因为关注现实太多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才有了理想。现实是固定而坚顽的，理想却可以多姿多彩。但无论什么样的理想，都不能是完全个人化的表现，个人主义的理想是对理想主义的最大戕害，但同时理想主义又是独立表达的结果。我的作品一直寻求理想主义旗帜下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我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看作手段和方式，而把理想主义看作目的。《最后的农民工》里，有青岛这座城市和海的浪漫，有农民工生活的现实描摹，有对人性丑陋的揭示，也有对人性美好的展示，就是为了让作品中的理想有一种丰满而坚实的基础。
写青岛写海洋
找到了归宿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从荒原系列、藏地系列，到这本《最后的农民工》，任何转型都改变不了您在作品中对人性的思考。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至今，您对文学的价值是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杨志军：文学让人迷恋的原因之一便是探索的永无止境。作家就是一个穿珠子的人，你不断把捡到的珠子穿起来，直到你再也捡不到或无力捡拾的时候。但无论珠子多么新颖漂亮，都得用线穿起来，这根线就是人性。在我写作的初期，我探索的是自然中的人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及自然和社会对人性的塑造，也就是道德到底有多重要？之后我又从人性中分离出了物质和精神，我以为精神才是文学的真正附丽物，而道德不仅是精神的主要部分，还左右了人性的全部。我们指斥的“他不是人” ，指的就是他没有道德性。信仰也必须是道德框架内的精神活动，贯穿爱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后来我又探索“人”的价值和标尺，探索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前提和条件。从精神层面而非生物层面讲， “人”在一切之上，它是金字塔的尖顶，它有一定的精神指标，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促使“人”的达标而不是相反。这是古典主义作家的光辉启示，我不会忘记。《最后的农民工》就是一部探索“人”的作品，是人性的善美和丑恶的都市化表现。我还会探索下去，用一切我能得到的有意义的事件和人物来发掘人性和道德对“人”的诠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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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獒》杨志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2005年出版《藏獒》后，曾引发了中国文坛关于狼文化与獒文化之间的“大战” ，而且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现如今，文学圈里严肃且热度持久的文学争论鲜见，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杨志军：我的作品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参与文化和思想的建树，一直在关注精神和道德的发展，这也许是引起所谓文化“大战”的原因。现在学术范畴内的文学争论已不多见，原因很可能是作品的精神建树能力越来越弱，很多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直接把读者引向了消遣和消费，作家放弃坚守自己的立场，向媚俗靠拢，不再拿出具有思想维度的作品，以及平庸琐碎的表达让读者失望。再就是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崇拜以及对自我意识的过度张扬，消解了作品的社会性和代言性。作品放弃了社会道义，嘲笑了文学的使命，玩世不恭充斥在字里行间，自然就不会有争论的价值。我们需要警惕，读者正在抛弃作家，而作家还在拼命地写啊写。